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贾兰所作,与贾环的《姽婳词·红粉不知愁》、贾宝玉的《姽婳词·恒王好武兼好色》都出自小说的第七十八回。
贾政与众幕友谈及恒王与林四娘故事,称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最是千古佳谈”,命贾兰、贾环和贾宝玉各吊一首。贾政所叙述的情节是作者利用了旧有明代传说史事而加工改缉的。“姽婳”一词初见于宋玉《神女赋》,形容女子美好贞静,所以小说中说,加以“将军”二字更见奇妙。
《姽婳词》突出地表现了曹雪芹政治观点上的矛盾:他一方面不满封建制度,一方面又想“补天”;一方面憎恶政治腐败、现实黑暗,一方面又为清帝国的命运担忧,为他们这个阶级的没落而哀伤;一方面同情奴隶们的痛苦和屈辱,为受冤遭迫害者提出强烈的控诉,一方面又主张“清清白白”地做人,“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碗的饭”,反对奴隶们用暴力来推翻现存的制度、争取自身的解放。在《姽婳词》中,他以当今皇帝褒奖前代所遗落的可嘉人事为名,指桑骂槐,揭露和嘲笑当朝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这是大胆的。但是,把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的猛烈扫荡下的土崩瓦解看成是一场灾难,把向革命势力作拼死顽抗的林四娘当作巾帼英雄而大加赞美,这又说明曹雪芹并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
清代康熙之后,政治上转向黑暗,随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农村中的夺粮、抗租和“抢田夺地”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虽则尚未成熟,但已在酝酿之中。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对现实比较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担心像前代青州唐赛儿以至李自成那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哀叹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姽婳词》正反映了这种深怀隐忧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
脂砚斋在小说写到“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时曾加批语,以为不能实看这些话,否则,“便呆矣”,还说“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因而,目前有些研究红学和史学的人认为,从史事看,林四娘应死于抗清,“非与义军为敌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230页 ),此诗实“与义军无关”,“对立面为侵扰青州之清军”,这样写是为“避清帝爪牙之耳目”,或者更肯定地认为“是指崇祯十五年(注:崇祯十五年为1642年)十二月清军在未入关前一次入侵明境山东青州之事”(引自徐恭时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此说,不仅关系到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问题,也关系到这位满族子弟会不会存在某些反满意识的问题。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姽婳词》这段情节在小说描述晴雯之死的过程中是强行插入的,表面上像是游离的、节外生枝的。贾宝玉吊晴雯扑了空回来,就被叫去做吊林四娘的诗,做成《姽婳词》,作者连过渡的文字也不要,紧接着就让他撰写《芙蓉女儿诔》,这一切其实都是有用意的,那就是通过诗来暗示诔文中所包含的政治寄托。然而,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与一个遭封建势力迫害而死的女奴放在一起写,以便作某种类比的意图,从阶级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它同样清楚地表明了曹雪芹思想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该词中词人思念好友,揣测一路上友人可能的遭遇所写下的以想象为主的怀人词,但是这种想象并不是凭空乱想,而是基于词人对朋友的了解,通过这些了解所作的一系列推断,显示了词人对陈述古真挚的友情和对述古其人的真切了解。
上片以友人的行程为线索,纵贯着空间地点、节序风物,写来别有情致。起笔“清淮浊汴。更在江西岸”二句,决不是简单地说明淮河和汴河的地理位置,而是似乎在掐指计算友人的行程: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因为友人“赴南都”,淮河和汴河都是必经的水道,所以二句乃是对友人大段行程的悬想,而友人的去向,路途的遥远,以及词人对他的关切之情,全在不言之中了。三、四句进一层揣想友人到达南都时的节序风物:“红旆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苑。”意思是说,当你的仪仗到达南都时,该是黄叶飘零的深秋时节了,附近梁孝王昔日的宫室园林怕是已着寒霜了。陈襄是秋八月中旬从杭州启程的(见《苏轼年谱》卷十三),苏轼估计他到九月中、下旬才能到达。“黄叶乱”三字准确地写出了深秋季节的特征,“霜入”则应当是秋天最后一个节令“霜降”到来的标志。二句估计友人到达的时间,与对行程的计算联系在一起,同样是替对方设想,表达了词人的深情眷注。老友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某时是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更是如此。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稹)》诗云:“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便是词人忆念所及、深情所注的一个例子,可与该词上片合看。
下片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换头两句写游赏,说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最后两句写凭吊古代贤人,说你到双庙去凭吊正气凛然的英雄张巡、许远,或许会发现他们遗留的风范还在人间,而那位傲视王侯的漆园吏想必无影无踪了。词人这样着笔,大概有三层意思:一是显示了中原大地上的南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二是间接地表现了友人的“文采风流”;三是体现了词人对友人的相知,也可以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了友谊的默契。
此诗前二句选取“少”、“老”两种人对待鸡啼声的不同表现,以“少闻”而“眠”与“老听”而“起”作对照,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不同人的处世态度:年轻人听到鸡鸣声才上床入睡,老年人听到鸡啼声已起身了。这里,诗人以“少”和“老”的大跨度时间以及“闻鸡声眠”和“听鸡声起”两种对时间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使读者印象鲜明地感到时间的宝贵和充分认识时间之价值的重要性。其中,后一句暗用“闻鸡起舞”之典,写奋发向上之心,与前句作对照。后二句笔锋一转,由横而纵,由对个人的微观审视而引申到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思考,拓宽了诗的思想视野,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部人类的历史:在千古万代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就在这送往迎来的鸡啼声中消磨了他们的岁月。其中,“消磨”二字颇耐深思:虚度固然是消磨,奋发也是一种“消磨”,人生苦短,鸡声无多,该如何“消磨”这“数声”,是诗人向读者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诗人虽然没有就此问题作出回答,但从前二句的鲜明对比中,诗人通过“寄情于言外”暗暗地透出了答案:时光如驶,人生世上,自当抓住分阴,于一番有利于国、造福于民的大事业。从字面上看,这是诗人就岁月的流逝发出的感慨,其中似乎饱含着诗人深深的哀怨,能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于平易中见奇崛,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不同的人读后产生不同的感受,或催人猛省,或激人上进。
全诗举重若轻,寓庄于谐,以小见大,虽然篇幅短小,文字亦浅近,但内容含量却很广,仅用二十个字,用日常生活中“闻鸡声”引起的一种微妙的感受,深刻地阐明了“时不我待”、“稍纵即逝”的道理,使人受益匪浅,可谓言近旨远,富有哲理,予人启迪。
唐中宗以后,宦官日益得势。玄宗时,多至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抬上五、四、三品高位。以杨思勋、高力士最为显赫一时。比如杨思勋就被授予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再如高力士,曾经手阅处一应进奏文表,文表所奏事项,他甚至有权自行处理,只有遇到大事方才报告皇帝。唐朝有名的将相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都是走高力士的后门才爬上去的。
诗人杜甫看透了“开元盛世”掩盖下的这些腐败现象,在诗中逼真地描摹萤火虫的光影形状,诗人借咏萤火虫而讽刺宦官。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句写萤火虫本质下贱,不敢在太阳下飞行的阴暗心理。“腐草出”就已经极不体面,作者又巧妙地在句首加上一个“幸”字,则显出即就是那肮脏发霉的腐草,萤火虫也只有遇到侥幸的机会,方能从中出生。另外,古代在皇宫中当宦官的人,入宫前必须接受“腐刑”(也叫“宫刑”,即男子去势)。这第一句中的“腐草”,正足以启人联想到受过腐刑的宦官。
三、四句以“未足临书卷”否定可以照人读书的传说,写萤火虫成事不足;“时能点客衣”说专以玷污别人为能事,写萤火虫败事有余。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句写萤火虫通常活动情形:它那微小的躯体,常在慢帐外随风飘荡,或在林边树下带雨挣扎。“随风”有本无根基,借势飘游的意思;“带雨’’有在将死前强作挣扎的意思。“隔慢”“傍林”写它欲潜藏形迹; “小”、“微"二字写形体,也写其本质。
最后“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两句写萤火虫不久将自行消灭,表达了作者对结束宦官专权制度的强烈愿望。
这首诗中的“山鬼”究竟是女神还是男神存在争议。宋元以前的楚辞家多据《国语》《左传》所说,定山鬼为“木石之怪”、“魑魅魍魉”,而视之为男性山怪。但元明时期的画家,却依诗中的描摹,颇有绘作“窈窕”动人的女神的。清人顾成天《九歌解》首倡山鬼为“巫山神女”之说,又经游国恩、郭沫若的阐发,“山鬼”当为“女鬼”或“女神”的意见,遂被广泛接受。此处品赏即以此说为据,想来与诗中所述山鬼的形象也更为接近。
苏雪林提出《九歌》表现“人神恋爱”之说以后,大多数研究家均以“山鬼”与“公子”的失恋解说此诗。该说法似乎不妥。按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但由于山鬼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是不降临祭祀现场的。此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
此诗一开头,那打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就正喜孜孜飘行在接迎神灵的山隈间。从诗人对巫者装束的精妙描摹,可知楚人传说中的山鬼该是怎样倩丽,“若有人兮山之阿”,是一个远镜头。诗人下一“若”字,状貌她在山隈间忽隐忽现的身影,开笔即给人以缥缈神奇之感。镜头拉近,便是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萝、清新鲜翠的女郎,那正是山林神女所独具的风采!此刻,她一双眼波正微微流转,蕴含着脉脉深情;嫣然一笑,齿白唇红,更使笑靥生辉!“既含睇兮又宜笑,着力处只在描摹其眼神和笑意,却比《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之类铺排,显得更觉轻灵传神。女巫如此装扮,本意在引得神灵附身,故接着便是一句“子(指神灵)慕予兮善窈窕”——“我这样美好,可要把你羡慕死了”:口吻也是按传说的山鬼性格设计的,开口便是不假掩饰的自夸自赞,一下显露了活泼、爽朗的意态。这是通过女巫的装扮和口吻为山鬼画像,应该说已极精妙了。诗人却还嫌气氛冷清了些,所以又将镜头推开,色彩浓烈地渲染她的车驾随从:“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真是一次堂皇、欢快的迎神之旅!火红的豹子,毛色斑斓的花狸,还有开着笔尖状花朵的辛夷、芬芳四溢的桂枝,诗人用它们充当迎神女巫的车仗,既切合所迎神灵的环境、身份,又将她手捻花枝、笑吟吟前行的气氛,映衬得格外欢快和热烈。
自“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以下,情节出现了曲折,诗情也由此从欢快的顶峰跌落。满怀喜悦的女巫,只因山高路险耽误了时间,竟没能接到山鬼姑娘(这当然是按“望祀”而神灵不临现场的礼俗构思的)!她懊恼、哀愁,同时又怀着一线希冀,开始在山林间寻找。诗中正是运用不断转换的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女巫的这一寻找过程及其微妙心理:她忽而登上高山之巅俯瞰深林,但溶溶升腾的山雾,却遮蔽了她焦急顾盼的视野;她忽而行走在幽暗的林丛,但古木森森,昏暗如夜;那山间的飘风、飞洒的阵雨,似乎全为神灵所催发,可山鬼姑娘就是不露面。人们祭祀山灵,无非是想求得她的福佑。现在见不到神灵,就没有谁能使我(巫者代表的世人)青春长驻了。为了宽慰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她便在山间采食灵芝(“三秀”),以求延年益寿。这些描述,写的虽是巫者寻找神灵时的思虑,表达的则正是世人共有的愿望和人生惆怅。诗人还特别妙于展示巫者迎神的心理:“怨公子兮怅忘归”,分明对神灵生出了哀怨;“君思我兮不得闲”,转眼却又怨意全消,反去为山鬼姑娘的不临辩解起来。“山中人兮芳杜若”,字面上与开头的“子慕予兮善窈窕”相仿,似还在自夸自赞,但放在此处,则又隐隐透露了不遇神灵的自怜和自惜。“君思我兮然疑作”,对山鬼不临既思念、又疑惑的,明明是巫者自己;但开口诉说之时,却又推说是神灵。这些诗句所展示的主人公心理,均表现得复杂而又微妙。
到了此诗结尾一节,神灵的不临已成定局,诗中由此出现了哀婉啸叹的变徵之音。“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三句,将雷鸣猿啼、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极为凄凉的山林夜景。诗人在此处似乎运用了反衬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鸣啼猿之夜声,便愈加见出山鬼所处山林的幽深和静寂。正是在这凄风苦雨的无边静寂中,诗人的收笔则是一句突然迸发的哀切呼告之语:“思公子兮徒离忧!”这是发自迎神女巫心头的痛切呼号——她开初曾那样喜悦地拈着花枝,乘着赤豹,沿着曲曲山隈走来;至此,却带着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风雨中凄凄离去,终于隐没在一片雷鸣和猿啼声中。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料想神灵必也喜好悲切的哀音。在祭祀中愈是表现出人生的哀思和悱恻,便愈能引得神灵的垂悯和呵护。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