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六句描绘了南国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已是破败荒凉的景象；尾联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表达诗人对南国昔盛今衰的感慨和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更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这首诗语言自然流畅，感情真挚深沉。
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粗粗两笔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败的景象勾勒出来了。南国的山川向来是以秀丽而著称的。诗人所描绘的又是帝畿的山川，本应更加秀丽，但恰恰相反，诗人笔底的景色不是山川相缪、楼阁玲珑，而是“宋台梁馆”的遗迹尚依稀可辨。这不是秀丽，而是萧条。这一联既画出了“旧帝畿”的本质特色，又留有想象的余地，韵味无穷。“宋台梁馆”虽然是偏义复词，但实则表明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穷奢极侈，京都、京畿的楼堂馆所千门万户，豪华无比。
颔联、颈联进一步描绘了昔日的繁华的京都、京畿，而今是如何荒凉，如何冷落。倘若掩卷细思，这两联所描画的景物便历历在目：古树之下，烈马嘶鸣，行人歇息，空城之中，遍种禾黍，泽雉乱飞。寒风萧瑟，落叶飘零，宫井已被泥土、枯枝和败叶填塞殆满；陵园被火，宰树、棺椁以及宝衣皆焚烧净尽。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具体地描绘了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是这样的荒凉。这两联中静止的景物很多，有“空城”、“宫井”、“荒陵”以及“宝衣”等等，如果直把这些静物死板板地排列在诗中，那一定是枯燥乏味，不堪卒读的。刘禹锡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静物之中巧妙地安排了寒风摇动的古树，嘶鸣不已的烈马，刚刚歇息的行人，乱飞的泽雉，飘零的败叶，使诗中的景物动静协调，相得益彰；使诗篇增添了凄凉的景象，肃杀的气氛。
最后，尾联明白地说，庾信枉费了思归之心，“旧帝畿”已经破败不堪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了。这两句语带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以此收束，可以说是余味无穷的。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借古喻今，以古鉴今之作，要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否则，就要流于空泛。这首诗句句都值得思考：南国的旧帝畿为什么今不如昔、诗人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今昔之感。答案虽在诗外，但对于楚和宋、齐、梁、陈的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是能找到的。楚国末期，政治日非一日，终为强秦所败；宋、齐、梁、陈，一代比一代奢侈腐败，更是尽人皆知、引以为戒的。这是楚和宋、齐、梁、陈灭亡的根本，也是“旧帝畿”今不如昔的原因。这首诗作于冬天，“麦秀空城”四字并非实写城内空空如也，唯麦子吐穗扬花而已，而是用“箕子朝周，过故殷墟”，“作麦秀之诗”的典故来写故国的荒凉。这不仅仅是表示诗人对几个朝代灭亡的惋惜，而是表达了诗人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诗中暗示，唐王朝如不认真改革弊政，也会重蹈楚及南朝四代，特别是梁元帝的覆辙。
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