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其一
第一首是诗人写岳阳楼的开篇之作，所以精心打造，郑重其事。
首联写岳阳楼的地理位置，先从大处着墨，以洞庭湖和长江为背景，在一个宏观视野中隆重推出岳阳楼。“洞庭之东江水西”，诗人在一句七字之中，巧妙地运用了“东”“西”两个方位词，并以湖、江系之，则岳阳楼之所在，如或可见。而后再写举目所见，为“帘旌不动夕阳迟”。这一句是全诗写景浓墨重彩的一笔，看似平常，实则细腻。“帘旌”为近景，“夕阳”为远景，近景远景合而为一，诗人的视线由近及远地扫描，逐渐放开，融入那苍茫的暮色中。不动的帘旌，表明湖面风平浪静；迟落的夕阳，提示着傍晚的安详。这样富有诗情画意的情境，不禁引起诗人丰富的遐想。
诗的颔联从静态舒缓的景物描写中振起，转而为强烈的抒情。仿佛是音乐的变奏，这两句诗似乎是在重复上面的主题，风格却又迥然不同了。“登临吴蜀横分地”，也是在说登临的地理位置，却加入了厚重的历史感；“徙夕湖山欲暮时”，也是在写黄昏时分登楼观景，却融入了些许怅惘之情。这样的渐变，是一种烘托，是一种过渡，是一种物我兼融的摹状。在这里，诗人的主体形象不经意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诗中，他在思索，在徘徊，在融情入景，在借景抒怀。
经过前面的蓄势，诗人终于在颈联以近于直呼的方式，发出了最高亢最强烈的呐喊：“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这两句诗，道出了一个亡国之臣心中的愤懑。“万里”与“三年”对举，分别从空间、时间的跨度上来叙述其事，收到了双重叠加的艺术效果，读之让人感慨万分。诗人的“万里来游”不过是万里逃难的高雅说法，但是又无可奈何。心中的苦闷，只好在“远望”中消解。“三年多难”，本来已经不胜觳觫，却还要在这里登高临危，让人不堪忍受。诗意至此，已经一波三折，千回百转，把感情推向了极致。
尾联情景相生，“风霜”既指秋色浓重，又与自己的“白头”相映衬，且暗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严峻，“老木沧波”既指眼前实景，又是作者憔悴悲愁，饱经风霜的自我写照。这样的苍凉气韵，与杜诗中“无边落木潇潇下”，“艰难苦恨繁霜鬓”相同。同样的国破家亡，天涯沦落，此时此刻，杜甫成了诗人患难中的知己，因此，诗中自然有了杜诗中雄阔慷慨的风格。
其二
第一首写登楼，而第二首转写景和归途。诗人登上岳阳楼，看到的是“天入平湖晴不风，夕帆和雁正浮空。”这就描绘了多种景物：天空、湖水、倒影、夕日、大雁，构成了洞庭湖独有的美景。表面上“晴不风”三字略显俗套，但这正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相同韵味，不加修饰，只是写的是湖水之壮美，这更显手法独特。第二联写人亦写景，而且再次点明时间是傍晚时分。第三联起，开始写诗人的归途了，而且又再一次将诗句引向了景物，向北看，见白草稀稀，向南望则见枫叶红红，这一联的描写将整首诗推向高潮，对仗工整，别有韵味。最后两句就是写诗人只顾观景，写着的诗到了江陵还未完，这就从侧面衬托了长江洞庭之间风光之好。整首诗的感情同第一首一样，是“忧”的，因为两首诗记述的为同一系列的事，其感情也是相同的，只是被隐藏了，这首诗实际上表达了北宋国亡后，作者只能观景排忧之情。
这是诗人思念妻室之作。
“北雁来时岁欲昏”，是写季候、时节，也是暗点思归之情。“北雁”南来，是写眼前景，但古有鸿雁传书之说，所以下句接以“私书”，表示接到了妻子的信，一语双关。“岁欲昏”即岁月将暮之意。“岁暮”正是在外之人盼与家人团圆的时节，而诗人不但不能与家人团圆欢聚，反而要远行异地，这引起了他的悠悠愁绪。
“私书归梦杳难分”是对思归之情的具体刻画。欧阳修与妻子伉俪情深，他的《踏莎行》，就是写他们夫妻相别情景：“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夫妻难舍难分，离别之后，“私书”不断，梦寐以思。正所谓心有所思，夜有所梦，是真是幻，连诗人都分不清了。“杳难分”三字，逼真地显示了诗人梦归后将醒未醒时的情态和心理。
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西窗”二字即暗用李商隐诗中的情事。言外之意是：何日方能归家，与妻室共剪西窗之烛，共话今日云梦馆夜雨之情？
这首诗，虽然运用了李商隐的诗意，但能运用入妙，不着痕迹，既亲切自然，又增益了诗的内涵。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