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是一首客中怀人之作，所表现的是男女间的离别相思，其写法上的特别之处表现为，词作基本上摆脱了即景传情和因物兴感的手法，采用了直言的方式絮絮道来，语言浅白，不事含蓄。
词之开篇既不写景，也不叙事，而是抓住客中怀人心理流程中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悔”。非常突兀地直入“话题：“追悔当初孤深愿”。当初与所爱之人离别，辜负了她对自己的一片深情厚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时光飞逝，纵然一个心愿深深，一个旧情萦绕，相见却遥遥无期，故曰“两成幽怨”。一“深”一“幽”两相比照，更见爱之深、怨之切。惟其如此，方引出下面的三句。“任越水吴山”三句中虽有“越山吴水、“似屏如障”的描绘，由“任”字领起，再以一句“奈独自、慵抬眼”转接，使得景物成了叙述话语的一部分，这与纯粹的景物描写或是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写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词的下片仍是诉说相思不得相见的愁怨。过片两句承接上片的词意，“赏烟花”三句表明词人在强自挣扎，试图在山水管弦中寻求欢笑，谁知这种努力反而增添了忧思。“更时展丹青，强拈书信频频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展开对方的来信一遍遍地观看。“时展丹青”、“强拈书信”的动作细节描写极为生动传神，表现了词人内心的愁苦和为摆脱这种愁苦的努力挣扎。“又争似、亲相见”，但是，笔墨固然可以传情，终究比不上“亲相见”。
全词紧紧围绕着一个“怨”字层层铺陈，因“怨”而哪堪那吴山越水；为解“怨”去赏美景，“听管弦”，谁知反添“肠断”；最后只好展开书信，频频观看，然而终究不如亲见，其怨又深一层了，全词只有一个怨字，但处处不离怨字，可谓善于写怨也。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上片写远在异地的游子在清明即将来临之际，盼紫燕捎书，却杳无音讯。下片写思妇在家，掩户闲眠，屡卜佳期，盼游子“急整归船”。本词直抒情怀，清疏明快，言情真挚，且有层深婉转之美。
起句写江南的春色：“残萼梅酸，新沟水绿，初晴节序暄妍”，带残萼的青梅含酸；门前沟水澄绿。描写雨后初晴景色。清明时节，江南风光清丽。孙舣《菩萨蛮》写梅子初生：“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点著枝酸，吴姬先齿寒。”“池塘雨后添新绿。”蔡伸在这里写雨后池水新涨景色。词人有共同的感受。
“独立雕阑，谁怜枉度华年。”雕阑是楼上木雕阑干，借指登楼。登楼倚阑，春色暄妍。游子未归，谁与共娱。叹年华枉度也。“枉度”柳永《定风波》中曾有句“年少光阴虚过”。再看辛弃疾《满江红·敲碎离愁》曰：“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所写女子春日登楼睹景怀人之情事亦同，却是所念之人有“一纸寄来书”，又不同于柳词之“音书无个”。词中情事相同，思路也颇为一致。但表达方式却由于词人作品风格不同和其词中人物差异而稍有不同。
“明朝准拟清明近，料燕翎、须寄银笺。又争知、一字相思，不到吟边。”清明时节已近，料想远方会飘来他的消息。但哪想却音迹杳无。这几句意思层次转折，构思较为奇特。表达了盼信而又怕无信的繁杂情感。燕子传书之说，由来已久，江淹《杂体诗·拟李都尉从军》就写道“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孙惟信《昼锦堂》词“燕翎难系断肠笺”，作反面写。“吟边”，意犹“诗名”、“词中”。陆游《身世》诗：“吟边时得寄悠悠。”这片主要写女人在晚春时节，怀念远方的人。下片笔锋一转，表达女子相思之苦，盼望远方的人归来之情。
“双蛾不拂青鸾冷，任花阴寂寂，掩户闲眠。”女子一春不事妆饰，无意赏玩，掩户闲眠。她双眉不画，冷落鸾镜，是“谁适为容”之意。春光独对，愁闷徒添。无意欣赏“屡卜佳期，无凭却恨金钱”，唐人于鹄《江南曲》曾作“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屡次用金钱占卜行人归否，都无凭据，因此怪起金钱来。从占卜无凭，讲到心理状态，直抒其恨，其怨。“何人寄与天涯信，趁东风、急整归船。”表达心意：希望有人代自己向天涯游子带去书信，盼他趁东风。三月桃花水涨，马上准备归舟，返程会快些。表达出迫切愿望，盼对方书信又怕不得其相思一字之意自然映衬。写词极为巧妙，处理很得体。
“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让远方的人“趁东风”出发，点明上几句盼归、促归意思。并且呼应“谁怜枉度华年”使全篇浑然一体。远方的人赶紧在春尽之前回来吧，尽管到达时已是柳绵吹尽时候，只要有几天春天日子，就不会让这年春天完全在孤独中溜走。
词写得很流畅，一气转折到底，慢词表现这样的决绝感情是很难得的。他通过特殊的艺术构思，反映了人物独有的心理状态和相思感情，确不同于一般作品。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