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诗的前四句着力描绘岳阳楼周围景色；后四句承接前四句抒发身世之感，家国之恨的感慨。纵观全诗，诗人俯仰今古，伤时感世，含蓄深远，气象浑厚，格调沉郁。
诗的前四句，诗人着力描写岳阳楼周围的景观特征。在初登岳阳楼之时，诗人注意到了楼之地理方位：“洞庭之东江水西驴（《登岳阳楼》）；再次登临，诗人选择最佳观察角度，站在楼之西北角。从这一角度望出去，北面是浩浩长江，江风阵阵，浊浪腾涌，一往无前；江边长堤，曲折蜿蜒，连绵不断。西南面则是碧波千顷的洞庭湖，波光潋滟，湖岸草木葱茏，相连不绝，一直延伸到穷荒僻远的南方天边。江水浊黄，湖水清碧，对比强烈，异态纷呈。
面对此景，诗人凭栏良久，自身迁谪之恨、国家兴衰之感，不觉一齐涌上心头。万千感慨、诸种情怀，凝成掷地有声的一联诗句：“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作者从谪监陈留酒税以来，迄今已有五年了。五年之中，发生太多的变化。国无宁日，人无宁日。靖康之难，宋室南迁，诗人颠沛流离，到处流浪。是年，诗人仅三十九岁，但头发却已愁白了，真是天下之事、迁臣之恨都反映在双鬓之上。作者壮年头白，确是实写，非是夸张，同年所作诗曾多处提到。如《登岳阳楼》云：“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巴丘书事》云：“腐儒空白九分头。”《晚步湖边》云：“终然动怀抱，白发风中搔。”可见诗人此时的景况确同杜甫一样：“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陈衍《宋诗精华录》盛称“乾坤”一联为“学杜而得其骨”者，为家国之忧而心碎，而头白，正是杜诗与陈诗共具的思想特色。
此时，诗人思绪缥缈。登高怀古，乃题中应有之义。诗人联想到古往今来，与自己遭际略同的不止一人。昔时，汉代的贾谊被贬长沙，途经湘水，曾作赋以吊屈原。尾联所谓“欲题文字吊古昔”，即指此事。然而，作者此时的处境却比贾谊更坏，心境也比贾谊更劣。所以，即使像贾谊一样抒发吊古之情，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于下笔。于是只得面对风壮浪涌的长江、洞庭而茫然无语了。
为了表达欲语又止、抑塞难堪、郁戾不平的思想感情，此诗采用了拗体格律，音节拗怒，陡折峭拔，与老杜《白帝城最高楼》等拗体律诗格调相同。王嗣爽曾评杜甫拗体诗说：“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杜臆》卷七）此说简斋亦足以当之，不愧“学杜而得其骨者”也。
这是一首送别词。首句“白苎新袍入嫩凉”中的“嫩”字很有意蕴，词人将天气的凉爽感受着一“嫩”字来表现，可谓出语惊人。这种“陌生化”的表达，将秋天天气微凉、清爽和清新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次句“春蚕食叶响回廊”就是在首句所点明的环境基础上写范廓之（也可以说是考生们）穿着白色苎麻做的新衣服在微凉的天气里端坐在考场中，奋笔疾书而发出了如春蚕嚼桑叶般的沙沙声的情景。这样写，突出了“秋试”之“秋”的季节特点，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参加应试的举子们奋笔疾书、紧张忙碌的情状通过“春蚕食叶”的比喻表现出来。
此词突出的表现手法是虚实相生。上阕点明时令和环境。“白苎新袍入嫩凉”是实写送别的季节——初秋、天气环境——微凉、被送者的衣着——白苎新袍；“春蚕食叶响回廊。禹门已准桃花浪，月响先收桂子香”是虚写，想象仲秋时节范廓之参加秋试的情景、此次秋试的结果以及下一年参加春闱的结果，虚实结合。下阕，“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用比喻的手法实写廓之携书剑登程的情景，实中有虚，以虚喻实，喻体“鹏北海，凤朝阳”意境豪迈雄壮，充满对廓之的鼓励；“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完全是虚写，想象廓之连中两试后轻松愉快的心情，表达了对廓之的美好祝福。
此词在意象运用与意境创设上体现了辛词的豪放特点。大鹏、丹凤，意象豪迈；北海、朝阳、路茫茫，意境开阔；携书佩剑，既文又武，显示出既儒雅又刚健的气概。
此词用典也很突出，“春蚕食叶”“禹门”“桃花浪““桂子香”“鹏北海”“凤朝阳”“青云”都用了典故。如桃花浪，典出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鲍氏安国、安行、安世兄弟，三科连中，故程文昌伯禹赠之诗，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而“月响先收桂子香”暗喻“蟾宫折桂”，“折桂”一词源于《晋书·郤诜传》“累近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此后即将朝廷科举中选拔人才称为“折桂”。借喻高中状元。词人借用这两个典故，含蓄地表达对范廓之参加“秋试”的美好祝愿，祝愿他金榜题名。
这虽是一首送别词，但因为是送人参加科考，自然不必如一般的送别诗般抒写离情别绪，而侧重于对应考者热情的鼓励和美好的祝愿，合情合理。
此诗一开头就表达了与韩愈不同寻常的交契，流露了一种深切的眷念和向往的心曲。首联“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两句笔力奇横，表现了忠臣遭斥逐，寒士心不平，甘愿陪同贬官受苦的深厚友情。
中二联直抒别后景况。颔联“隔岭篇章来华岳，出潮书信过泷流”两句表明二人正是高山流水，肝胆相照。韩愈诗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潮马不前。”贾岛则报以“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这是互诉衷曲之语。“悬”、“浸”二字，一高一下，富于形象。望不到尽头的驿路，盘山而上，好像悬挂在耸入云霄的峰峦上。这是途中景色。潮州滨海，海潮浸到城根，地卑湮湿，老树为之含秋。这是到任后的景色。“峰悬驿路”是写道路险阻；“海浸城根”则说处境凄苦。“残云断”内含人虽隔断，两心相连之意；“老树秋”则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慨。在物景烘托中透露作者深沉的潮怀心情。
写到第三联，已把坚如磐石的友情推至顶峰，诗的境界也达到了高峰。第四联则荡开一笔，别开生面：“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月光如洗，天下昭然，友人无辜遭贬的冤屈，自将大白于天下。这里针对韩愈“好收吾骨瘴江边”一语，一反其意，以美好的憧憬结束全诗。
此诗首联写意，次联写实，三联写悬想，尾联写祝福，而通篇又以“此心”二字为契机，抒写了真诚的友情。八句诗直如清澄的泉水，字字句句皆从丹田流出。诗的语言酷似韩愈《左迁至蓝潮示侄孙湘》一诗的和诗，真是“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此词抒写作者与客湖上饮归的情怀。词之片写宴集既散，余兴未尽，下片写湖上归来后的心情。全词风格于简淡中见含蓄。
上片起首两句写词人于宴集结束后，兴致犹浓，特地绕道来到湖边，原想看看湖边港湾水草茂密之处那些翻跳出水、闪着白光的鱼儿，但夜色朦胧，湖水平静，只听得雨声稀朗，打落随风翻乱的荷叶上。
这首两句是倒装句，表现出作者的体物入微。“却傍水边行，叶底跳鱼浪自惊。”（《南乡子》）观看鱼儿从水中跳起又落下本是他的乐趣，但眼前天暗波平，只有晚风疏雨翻乱荷叶的萧萧之声。忽然，风过处，云散去，一片凉月，影入湖中。这里不说是月影，而要说月堕平波，乃是由于作者正注目沉沉湖水，忽然湖清见月，几疑月儿从天上落下。
过片谓词人于酒宴之上仅仅饮下一点白酒，就竟然颇有醉意“散发婆娑”，极写自己披头散发，徘徊纳凉，以解除酒后燥热烦闷之感。“无人”句是说想听支采莲小曲，聊以解闷，但夜深人静，无人放歌，而愁闷也只好郁积心底，无从排遣。这里的“无人”，其实是藉以说明作者的沉忧和孤独感，也是深一层的写法。
结尾两句写夜深之后，作者于小轩中倚枕而卧，难以入睡，但见月光之下，屋宇飞檐，投影于地，十分清晰，天上银河垂悬，好似挂檐角之上。通过这一静景描写突出了作者月夜沉思的形象。
作者月下沉思的具体内容，词中没有点透，这就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给人以意蕴深长之感。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