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此诗借汉武帝宠爱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卫子夫,她原是平阳公主家中的歌女,后被汉武帝召入宫中,大得宠幸,以至废去原来的皇后陈阿娇,立她为皇后,揭露了封建帝王喜新厌旧的荒淫腐朽生活。诗写春宫之怨,却无怨语怨字,明写新人受宠的情状,暗抒旧人失宠之怨恨。作者着力于背面敷粉,以侧面打光的手法,使其明暗清晰,言近意远。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两句中,昨夜风开露井桃”点明时令,切题中“春”字;露井旁边的桃树,在春风的吹拂下,绽开了花朵。“未央前殿月轮高”点明地点,切题中“宫”字。未央宫的前殿,月轮高照,银光铺洒。字面上看来,两句诗只是淡淡地描绘了一幅春意融融、安详和睦的自然景象,触物起兴,暗喻歌女承宠,有如桃花沾沐雨露之恩而开放,是兴而兼比的写法。月亮,对于人们来说,本无远近、高低之分,这里偏说“未央前殿月轮高”,因为那里是新人受宠的地方,是这个失宠者心向往之而不得近的所在,所以她只觉得月是彼处高,尽管无理,但却有情。
“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两句写新人的由来和她受宠的具体情状。卫子夫原为平阳公主的歌女,因妙丽善舞,被汉武帝看中,召入宫中,大得宠幸。“新承宠”一句,即就此而发。为了具体说明新人的受宠,第四句选取了一个典型的细节。露井桃开,可知已是春暖时节,但宠意正浓的皇帝犹恐帘外春寒,所以特赐锦袍,见出其过分的关心。通过这一细节描写,新人受宠之深,显而易见。另外,由“新承宠”三字,人们自然会联想起那个刚刚失宠的旧人,此时此刻,她可能正站在月光如水的幽宫檐下,遥望未央殿,耳听新人的歌舞嬉戏之声而黯然神伤,其孤寂、愁惨、怨悱之情状。
诗文中的写作特点就是咏的都是汉宫旧事,实际上是以汉喻唐,借古讽今。诗以“昨夜”总领全篇,一、二两句切题,点名时令和地点;后两句对新宠者进行直接描述,明写新人受宠的情状,暗抒旧人失宠之怨恨。这首诗通篇写春宫之怨,却无一怨语怨字。作者着力于背面敷粉,以侧面打光的手法,使其明暗清晰。全诗虚此实彼,言近意远:似乎无怨,怨至深;似乎无恨,恨至长。实乃弦外有音的手法,所谓“令人测之无端,玩之不尽”,这正体现了王昌龄七绝的特点。
全诗大体分两层笔墨。前八句,着重在描写南涧时所见景物。时方深秋,诗人独自来到南涧游览。涧中寂寞,仿佛秋天的肃杀之气独聚于此。虽日当正午,而秋风阵阵,林影稀疏,仍给人以萧瑟之感。诗人初到时若有所得,忘却了疲劳。但忽闻失侣之禽鸣于幽谷,眼见涧中水藻在波面上荡漾,却引起了无穷联想。诗的后八句,便着重抒写诗人由联想而产生的感慨。诗人自述迁谪离京以来,神情恍惚,怀人不见而有泪空垂。人孤则易为感伤,政治上一失意,便动辄得咎。如今处境索寞,竟成何事?于此徘徊,亦只自知。以后谁再迁谪来此,也许会理解这种心情。诗人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而遭受贬谪,使他感到忧伤愤懑,而南涧之游,本是解人烦闷的乐事,然所见景物,却又偏偏勾引起他的苦闷和烦恼。所以苏轼认为“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徐,大率类此”(《东坡题跋》卷二《书柳子厚南涧诗》)。这是道出了柳宗元贬后所作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基本特色的。
清人何焯在所著《义门读书记》中,也曾对此诗作过较好的分析。他说:“‘秋气集南涧’,万感俱集,忽不自禁。发端有力。‘羁禽响幽谷’一联,似缘上‘风’字,直书即目,其实乃兴中之比也。羁禽哀鸣者,友声不可求,而断迁乔之望也,起下‘怀人’句。寒藻独舞者,潜鱼不能依,而乖得性之乐也,起下‘去国’句。”他这种看法,既注意到了诗人在诗歌中所反映的思想情绪,又注意到了这种思想情绪在诗歌结构安排上的内在联系,是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的。“秋气集南涧”一句,虽是写景,点出时令,一个“集”字便用得颇有深意。悲凉萧瑟的“秋气”怎么能独聚于南涧呢?这自然是诗人主观的感受,在这样的时令和气氛中,诗人“独游”到此,自然会“万感俱集”,不可抑止。他满腔忧郁的情怀,便一齐从这里开始倾泻出来。诗人由“秋气”进而写到秋风萧瑟,林影参差,引出“羁禽响幽谷”一联。诗人描绘山鸟惊飞独往,秋萍飘浮不定,不正使人仿佛看到诗人在溪涧深处踯躅徬徨、凄婉哀伤的身影吗?这“羁禽”二句,虽然是直书见闻,“其实乃兴中之比”,开下文着重抒写感慨的张本。诗人以“羁禽”在“幽谷”中哀鸣,欲求友声而不可得,比之为对重返朝廷之无望,因而使他要“怀人泪空垂”了。这诗写得平淡简朴,而细细体会,蕴味深长,“平淡有思致”。苏轼称赞此诗“妙绝古今”,“熟视有奇趣”,道出了它的艺术特色。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