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此诗明显是李白赐金还山回到山东单父(现单县)所作,当时杜甫高适与他一同来到这里,当然是李白请客,唐玄宗刚刚给了他不少黄金,沿途也收了不少馈赠,除掉给济州道士们的钱,估计还有不少赢余,后来在这里造酒楼,以及在龟阴买的地大约也是用这笔钱.
当时三人一定很爽,难怪杜甫到死都没有忘记李白,吃了别人的嘴软哈!那高适就有点不够哥们了,帮助李白出狱是宋若思干的,他在旁边看热闹,其实,当时他比小宋的官大,也是直接管李白的事儿的,恩,不哥们!
单县故事不少,牌坊也比较有名,李白当初也在这水边喝过酒,就把这些照片一起发给大家玩玩.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
在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时期所写下的求人援引的诗篇中,要数这一首是最好的了。这类社交性的诗,带有明显的急功求利的企图。常人写来,不是曲意讨好对方,就是有意贬低自己,容易露出阿谀奉承、俯首乞怜的寒酸相。杜甫在这首诗中却能做到不卑不亢,直抒胸臆,吐出长期郁积下来的对封建统治者压制人材的悲愤不平。这是他超出常人之处。
诗人主要运用了对比和顿挫曲折的表现手法,将胸中郁结的情思,抒写得如泣如诉,真切动人。这首诗应该说是体现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最早的一篇。
诗中对比有两种情况,一是以他人和自己对比;一是以自己的今昔对比。先说以他人和自己对比。开端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把诗人强烈的不平之鸣,像江河决口那样突然喷发出来,真有劈空而起,锐不可当之势。在诗人所处的时代,那些纨袴子弟,不学无术,一个个过着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生活;他们精神空虚,本是世上多余的人,偏又不会饿死。而像杜甫那样正直的读书人,却大多空怀壮志,一直挣扎在饿死的边缘,眼看误尽了事业和前程。这两句诗,开门见山,鲜明揭示了全篇的主旨,有力地概括了封建社会贤愚倒置的黑暗现实。
从全诗描述的重点来看,写“纨袴”的“不饿死”,主要是为了对比突出“儒冠”的“多误身”,轻写别人是为了重写自己。所以接下去诗人对韦济坦露胸怀时,便撇开“纨袴”,紧紧抓住自己在追求“儒冠”事业中今昔截然不同的苦乐变化,再一次运用对比,以浓彩重墨抒写了自己少年得意蒙荣、眼下误身受辱的无穷感慨。这第二个对比,诗人足足用了二十四句,真是大起大落,淋漓尽致。从“甫昔少年日”到“再使风俗淳”十二句,是写得意蒙荣。诗人用铺叙追忆的手法,介绍了自己早年出众的才学和远大的抱负。少年杜甫很早就在洛阳一带见过大世面。他博学精深,下笔有神。作赋自认可与扬雄匹敌,咏诗眼看就与曹植相亲。头角乍露,就博得当代文坛领袖李邕、诗人王翰的赏识。凭着这样卓越挺秀的才华,他天真地认为求个功名,登上仕途,还不是易如反掌。到那时就可实现梦寐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了。诗人信笔写来,高视阔步,意气风发,大有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气概。写这一些,当然也是为了让韦济了解自己的为人,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突出自己眼下的误身受辱。从“此意竟萧条”到“蹭蹬无纵鳞”,又用十二句写误身受辱,与前面的十二句形成强烈的对比。现实是残酷的,“要路津”早已被“纨袴”占尽,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矛盾无情地嘲弄着诗人。诗中写了诗人在繁华京城的旅客生涯:多少年来,诗人经常骑着一条瘦驴,奔波颠踬在闹市的大街小巷。早上敲打豪富人家的大门,受尽纨袴子弟的白眼;晚上尾随着贵人肥马扬起的尘土郁郁归来。成年累月就在权贵们的残杯冷炙中讨生活。不久前诗人又参加了朝廷主持的一次特试,谁料这场考试竟是奸相李林甫策划的一个忌才的大骗局,在“野无遗贤”的遁辞下,诗人和其他应试的士子全都落选了。这对诗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像刚飞向蓝天的大鹏又垂下了双翅,也像遨游于远洋的鲸鲵一下子又失去了自由。诗人的误身受辱、痛苦不幸也就达到了顶点。
这一大段的对比描写,迤逦展开,犹如一个人步步登高,开始确是满目春光,心花怒放,那曾想会从顶峰失足,如高山坠石,一落千丈,从而使后半篇完全笼罩在一片悲愤怅惘的氛围中。诗人越是把自己的少年得意写得红火热闹,越能衬托出眼前儒冠误身的悲凉凄惨,这大概是诗人要着力运用对比的苦心所在。
从“甚愧丈人厚”到诗的终篇,写诗人对韦济的感激、期望落空、决心离去而又恋恋不舍的矛盾复杂心情。这样丰富错杂的思想内容,必然要求诗人另外采用顿挫曲折的笔法来表现,才能收到“其入人也深”的艺术效果。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诗人再也不能忍受像孔子学生原宪那样的贫困了。他为韦济当上了尚书左丞而暗自高兴,就像汉代贡禹听到好友王吉升了官而弹冠相庆。诗人十分希望韦济能对自己有更实际的帮助,但现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现了。诗人只能强制自己不要那样愤愤不平,快要离去了却仍不免在那里顾瞻俳徊。辞阙远游,退隐江海之上,这在诗人是不甘心的,也是不得已的。他对自己曾寄以希望的帝京,对曾有“一饭之恩”的韦济,是那样恋恋不舍,难以忘怀。但是,又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毅然引退,像白鸥那样飘飘远逝在万里波涛之间。这一段,诗人写自己由盼转愤、欲去不忍、一步三回头的矛盾心理,真是曲折尽情,丝丝入扣,和前面动人的对比相结合,充分体现出杜诗“思深意曲,极鸣悲慨”(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艺术特色。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从结构安排上看,这个结尾是从百转千回中逼出来的,宛若奇峰突起,末势愈壮。它将诗人高洁的情操、宽广的胸怀、刚强的性格,表现得辞气喷薄,跃然纸上。正如浦起龙指出的“一结高绝”(见《读杜心解》)。董养性也说:“篇中……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彩,未尝少挫也。”(转引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吟咏这样的曲终高奏,诗人青年时期的英气豪情,会重新在读者心头激荡。诗人经受着尘世的磨炼,没有向封建社会严酷的不合理现实屈服,显示出一种碧海展翅的冲击力,从而把全诗的思想性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诗通篇直抒胸臆,语句颇多排比,语意纵横转折,感愤悲壮之气溢于字里行间。全诗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对比和顿挫曲折的笔法,而且语言质朴中见锤炼,含蕴深广。如“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道尽了世态炎凉和诗人精神上的创伤。一个“潜”字,表现悲辛的无所不在,可谓悲沁骨髓,比用一个寻常的“是”或“有”字,就精细生动得多倍。句式上的特点是骈散结合,以散为主,因此既有整齐对衬之美,又有纵横飞动之妙。所以这一切,都足证诗人功力的深厚,也预示着诗人更趋成熟的长篇巨制,随着时代的剧变和生活的充实,必将辉耀于中古的诗坛。
公子重耳由于受骊姬的陷害,在晋献公在世时流亡国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到重耳处吊唁,并试探他是否有乘机夺位的意思。重耳和子犯摸不清穆公的真实意图,怕授人话柄,于己不利,于是婉言表态,得到穆公倍加赞许。
问过舅舅才做决定、学舌舅舅的话:“父死之谓何?”都充分显示出政客的虚伪、善于表演的实质。“爱父”、“远利”之说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辞。这些话由劝人夺权的秦穆公嘴中说出,就更是刻画出工于权谋的政客众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