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诗前四句写暮归的景色，营造出凄凉的氛围，衬托诗人的悲哀之感。白鹤都已栖止在被浓霜冻黄的绿梧桐边。城头已有打更击柝的声音，还有乌鸦的啼声。寄寓在此地的客人回进家门时，月光已亮了，不知谁家妇女还在捣洗白练，风传来悲凄的砧杵声。天色晚了，城上守卫兵要打梆子警夜。唐诗中写夜景，常有捣练、捣衣、砧杵之类的词语。大约当时民间妇女都在晚上洗衣服，木杵捶打衣服的声音，表现了民生困难，故诗人听了有悲哀之感。
下半首四句也同样转入抒情。要想渡桂水而南行，可没有船；要想北归长安，路上还多兵戎。都是去不得。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事事不称心，明天还只得拄着手杖出去看云。这最后一句是描写他旅居夔州时生活的寂寞无聊，只好每天拄杖看云。浦起龙说：“结语见去志。”（《读杜心解》）此评并不准确。应该说第三联见去志，结句所表现的并不是去志，而是寂寞无聊。
这首拗体七律体现了杜甫在诗艺上的追求。在这首诗中值得注意的艺术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第一句“霜黄碧梧白鹤栖”，一句中出现了三种颜色。仔细推究，这些颜色是有虚实之分的。“黄”和“白”是实在的，但“碧”就是虚写，因为“碧梧”叶已给严霜打“黄”了。可见用字也像用兵那样，可以“虚虚实实”。“虚写”，实质就是突破词义的束缚，使词的组合形式达到意义的丰富性，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努力就是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感染力，值得借鉴。
此诗写陪宴所见，由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系到贵戚专宠的国家大事，由个人身世之慨发展到时世之叹。全诗画面繁复，情感郁结，气势磅礴，包蕴深远，显示了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逐渐形成。
此诗从设宴园中叙起，写景由近而远。头两句写乐游园上的景色。次两句写乐游园周围景色。既见地势高敞，又见胸襟开阔，其心旷神怡的程度，只有王维的《辋川集·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差可比拟，而笔力则更加雄浑。
正因为座上俯视，可见全城：“秦川对酒平如掌”，便引出下面“长生句至“缘云”句一段从所见宫阙园苑远景生出的有关皇帝此时此刻也在真宴游玩的想象。《两京新记》载：“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亘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这一段提到南苑芙蓉园，提到夹城复道中如雷霆般轰鸣的车马仗经过时的声响，提到大开的天门阊阖，等等，可见指的是皇帝带着他的宠幸这时正赶着前往南苑诸胜去寻高作乐。
“酌瓢”“调马”是就皇帝而言。唐玄宗崇道祖，信神仙，求长生，偶尔也会在大内用“长生木瓢”酌饮以“示真率”（即《朝享太庙赋》中二丞相颂扬玄宗“浇讹散，淳朴登”的意思，恐怕平日真有这么一番欺人自欺的做作），可是一旦遇到良辰美景，便再也按捺不住他那强烈的凡人情欲，而“更调鞍马狂高赏”，到南苑诸胜散心去了。
这诗先叙杨长史设宴于地势高敞的乐游园，全城景物尽收眼底。次述因眺望所见而生出种种有关皇帝游幸情事的想象，并以含混的言辞加以表现。因为相隔很远，虽见到一些动静，到底只能凭想象揣度，并非亲眼得见，难能坐实皇帝一定在内，就是明明知道皇帝正在南苑寻高作乐，即使不像王维那样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他辩护，说这只是“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也不能大肆张扬他跟爱宠们在吃喝玩乐啊，想说又不敢说，这就不免支吾其词，含混不清了。一想到了皇帝，势必会勾引起应诏、召试以来的无穷心事，倾泻出来，便是末段中那深沉的慨叹和徙倚无依的身世之感。诗人的思路是清晰的，前后段诗意的过渡也很自然，只是前人未能悟透，讲解起来，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显得疙疙瘩瘩了。
此诗画面的繁复和跳跃、情感的郁结与变化，造成了纵深横阔的效果，显示了杜甫独特诗风的逐渐形成。旅食京华的十年，杜甫留下了一百一十多首诗，包括《前出塞》《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既具有广阔深沉的生活内容又充满杰出想象力的作品，所以《乐游园歌》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是这首诗在杜甫七古长篇中第一次展现出了“沉郁顿挫”的特征，在很多方面显现出诗人诗艺逐渐成熟的痕迹。
《秋柳》四章是渔洋山人王士禛写于顺治十四年的组诗。顺治十四年，王士禛与众名士在济南大明湖的水面亭相会，饮酒赋诗，赏景享乐。作者在此时看见秋柳，竟也引发了无限的感伤，写出了这四首诗。诗成轰动一时，后世很多学者把这组诗誉为“神韵诗”的真正发端。
本诗为第一首，可以说是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出色的诗歌。写秋柳的摇落憔悴，从而感叹良辰易逝，美景难留。全诗辞藻妍丽，造句修整，用曲精工，意韵含蓄，风神高华，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因此为一时绝唱。
白下门，指今江苏南京。那是六朝的首都。后来虽还是有名的城市之一，但比起其长期作为首都的六朝时代来，当然可说是没落了。所以，在古代的诗词中，经常被用来作为抒发今昔盛衰之感的对象。
黄骢是唐太宗的爱马；此马死后，太宗命乐人作黄骢叠曲，以示悲悼。乌夜村是晋代何准隐居之地，其女儿即诞生于此，后来成为晋穆帝的皇后。诗人在此加上“梦远”二字，则意为着这样的荣华富贵之梦已永远不可重视，正如死去的骏马黄骢已永远不可复生一样。所以，诗人所感到的，并用来传给读者的，乃是彻底的，不存在的任何希望的幻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幻灭。
于是，剩下来的唯一的路就只能是逃避；“莫听临风三弄笛”。也就是说，不要再听那悲衰的音乐，想那些悲哀的事情了。然而，“玉关哀怨总难论”。幻灭的哀愁是深深潜藏在心底，又逃避不了，逃避本身也不得不归于幻灭，而诗人与读者也就是只能永远沉浸于幻灭的悲哀之中。
这是一首情深辞美的悼亡之作。作者夫妇曾经住在苏州，后来妻子死在那里，今重游故地，想起死去的妻子，十分怀念，就写下这首悼亡词。全词写得很沉痛，十分感人，成为文学史上与潘岳《悼亡》、元稹《遣悲怀》、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同题材作品并传不朽的名篇。
上片开头两句用赋，直抒胸臆，写作者这次重回苏州经过阊门，一想起和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已长眠地下，不禁悲从中来，只觉得一切都不顺心，遂脱口而出道：“同来何事不同归？”接以“同来何事不同归”一问，问得十分无理，实则文学往往是讲“情”而不讲“理”的，极“无理”之辞，正是极“有情”之语。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不鸳鸯失伴飞”两句，借用典故，用半死梧桐和失伴鸳鸯比喻自己知天命之年却成为鳏夫，孑身独存的苦状，寂寞之情，溢于言表。“清霜”二字，以秋天霜降后梧桐枝叶凋零，生意索然，比喻妻子死后自己也垂垂老矣。“头不”二字一语双关，鸳鸯头上有不毛，而词人此时已年届五十，也到了满头青丝渐成雪的年龄。这两句形象地刻画出了作者的孤独的凄凉。
过片“原上草 ，露初晞“承上启下，亦比亦兴，既是对亡妻坟前景物的描写，又借露水哀叹妻子生命的短暂。同时这里也是用典，汉乐府丧歌《薤露》：“薤上露，何易晞！”用原草之露初晞暗指夫人的新殁，是为比，紧接上片，与“梧桐半死”共同构成“博喻”；同时，原草晞露又是荒郊坟场应有的景象，是为兴，有它寻夫先路，下文“新垅”二字的出现就不显得突兀。
下片最后三句复用赋体。“旧栖新垅两依依。“因言“新垅”，顺势化用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诗意，牵出“旧栖”。居所依依，却天人永隔。下文即很自然地转入到自己“旧栖”中的长夜不眠之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夜间辗转难眠中，昔日妻子挑灯补衣的情景历历在目，却再难重见。这既是抒情最高潮，也是全词中最感人的两句。这两句，平实的细节与意象中表现妻子的贤慧，勤劳与恩爱，以及伉俪间的相濡以沫，一往情深，读来令人哀惋凄绝，感慨万千。
这首词在艺术构思上最突出之处在于将生者与死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词笔始终关合自己与妻子双方，其情之深已侵入文章构思当中，如：
“重过阊门万事非 ，同来何事不同归。”此处上半句写自己所见，下半句抒发对亡妻的思念。“梧桐半死清霜后，头不鸳鸯失伴飞”这是写作者自身。“原上草 ，露初晞“这是写妻子。“旧栖新垄两依依。"这是两个人在一起写。“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与开头一样，前一句写自己，后一句写妻子。以夫妻间体贴关怀、情感交融的温馨生活为基础写成；“旧栖新垅”句有夫妻感情已经超越时间，超越生死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