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这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前鸡句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序曲:“客至”的当儿,庭院里发生着一场鸡斗,群鸡乱叫,于是主人把鸡赶到它们栖息的庭树上。养鸡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异。《诗经》说“鸡栖于埘”。汉乐府却说“鸡鸣高树颠”,又似栖于树。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谓“黄河流域养鸡,到唐代还一直有让它们栖息在树上的,所以杜甫诗中还有‘驱鸡上树木’的句子”。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末云“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在潼关附近,属黄河流域,诗作于将晓时,而云“庭树鸡鸣”,尤足为证。驱鸡上树,等于赶鸡回窝,自然就安静下来。待到院内安静下来时,这才听见客人叩柴门的声音。这开篇不但颇具村野生活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意外值客的欣喜。
“父老鸡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鸡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鸡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鸡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鸡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
《神女赋》接着《高唐赋》而来。《高唐赋》的迟回荡漾之笔,似乎在牵惹楚襄王乃致读者对巫山神女的怀想之情,只是到了《神女赋》,这位隐身云烟、姗姗不临的美丽女神才终于在作者笔下翩然现形。但作者并没有因让她与早就心驰神往的楚襄王相遇,却幽幽显现在他的侍臣宋玉“梦”中,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此赋序文叙说的是宋玉和神女相遇。开笔写的格外迷离。先以宋玉的神情恍惚、纷纷扰扰为神女降临造境,未入梦已扰人心神,然后才是女神现身,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朦胧感觉,继写宋玉梦境又历历如画地重现。这一节叙说文字扑朔变化,一波三折,显示出作者行文上的腾挪纵收之妙。
这段序文,由于版本不同,“王”“玉”互讹,梦遇神女的究竟是宋玉还是楚王,自宋以来一直存有争议。这里暂依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之说,考订为宋玉梦遇神女。
序文大意是说:宋玉跟着楚襄王游云梦,宋玉给楚襄王讲了巫山神女的故事,并为他作了《高唐赋》之后,当夜宋玉果然梦见神女了。第二天他把他梦见的神女的形象描述给楚襄王听,楚襄王叫宋玉用赋的形式把他梦中的情景描写一番,宋玉照办了。和《高唐赋》一样,这段散文小序也非常精彩。它描写宋玉作梦的情景说:“晡夕之后,精神悦忽,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仿佛,若有所喜”了,这恰如今天人们开玩笑所说的“第六感觉”。宋玉对楚王描述神女的形态说:“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这里突出地描写了神女的精神气质,她是那样地神采焕发,摄人魂魄。她作用于人们的,不仅是视觉的痴迷,而是整个灵魂的震颤。接着楚王又描写神女的装束与身段说:“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这里不仅形象描写得生动传神。而且句法错落,韵节浏亮,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美。其中“白日初出照屋梁”、“皎若明月舒其光”、“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言”、“婉若游龙乘云翔”诸句,形式新颖,被人称为“后来七言之祖。”
后面赋的部分大约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描写神女的容貌情态。作品先是总体的说她“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障袂,不足程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接着又分别的说了她的面貌、眼睛、眉毛、嘴唇、身段等等如何美。这段描写虽也颇费工夫,但实际并不动人。第二层是描写神女想和楚王亲近,但由于某种原因,也许就是“圣贤”们所产的“以礼自持”吧,忽然又拿捏起来了。作品说:“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这段描写神女的心理情态非常细致生动。她想:你去找楚王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和他相爱吗?可是等到见面之后,当两情相通,互相爱悦,意津津而将要不能自持的时候,神女忽然变卦了,她“扬音哀叹”,甚至还带出一层薄薄的怒容。她要保持自己“贞亮之洁清”,她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于是就和《西厢记》里崔莺莺第一次邀请张生私会一样的不欢而散了。但神女毕竟是爱楚王的,她虽然没有和楚王同床共枕,但她的心却是毫无保留地给了楚王,因此她们的离别是异常痛苦的。作品对此描写说:“于是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采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这就是后一部分中的第三层意思。无情的离别无所谓,有情的离别是痛苦的,更何况仙凡相隔,后会无因,“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说的就是这种终生难忘的遗憾。
整个后一部分是用骚体句和四言句结构成的,它用词浅显,贯通流畅。诸如“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读起来唇吻调利,与《高唐赋》后一部分的侈意铺排景物、堆砌辞藻大不相同。
序文和赋辞两部分中都有对宋玉与神女梦遇景象的描摹,似乎重复,实际却各有侧重。序文中对话部分的描摹,侧重在传写神女初临时给宋玉带来的印象,妙在从虚处落笔。才思横溢的宋玉竟然也因神女的显现而陷入失态和拙于言辞的境地,正有力的烘托出神女的惊世骇俗之美,给读者以非同寻常的审美感受。赋辞部分侧重在对神女的容貌、情态作精工细雕的刻画。肖像的勾勒中特别注重其生气、神情的活现。静态的描摹之后是动态和心理的传写,展现出神女美丽多情,但又洁清守身,非礼难近,似乎向世人表明她的心早已交付给长眠幽冥的先王。赋辞尾部又刻划了神女脉脉含情和依依不舍的一瞥,读来令人更加令人回肠荡气和思致绵远。
数百年后,“建安之杰”的曹植受到此赋的激发,以青出于蓝的高妙彩笔创造出同样神情美丽的洛神形象,才使巫山神女在北国有了一位冰清玉洁的神女姐妹遥遥与之辉映千古。
1935年,闻一多先生曾写过一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他认为巫山神女是楚民族的第一位母亲,就和北方中原地区的女娲等人相同。巫山神女掌管着行云布雨,也是一位造福于农业社会的精灵。同时巫山神女也掌管着男女之事,就如同《牡丹·惊梦》一场中牵合杜丽娘与柳梦梅并助其欢会的花神一样。这在原始社会本来是一位神圣、高洁而又极其富有人情味的形象。但流传到封建社会,尤其是到了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文人士大夫笔下,原有的巫山神女的形象也就渐渐地起了变化。即以此文中的神女而论,她竟然也讲究起“怀贞亮之洁清”来了,她最后竟然完全违背个人意愿扼制了内心的冲动,吞下了人生的苦果,而符合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先王”的教导。这纯粹是宋玉意识的自我表现。果然这点受到后人的称赞了,清代何焯说:“‘不可犯干’,守礼之正,所以抑流荡之邪心也。”男女爱情本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事,但在封建社会里被人看成是一种“邪恶”,因此巫山神女以及描写巫山神女的作品也就连带着被诋为“诲淫”了。
但人性是任何封建礼教所扼杀不了的,只要有男女,就会有爱情,巫山神女也就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崇敬。三峡中巫山神女的形象高耸入云,吸引着古往今来的过客们翘首仰观;巫山神女的传说遍布中外,家喻户晓,与日俱新;有关高唐神女的文学作品,诗词曲赋,戏剧小说,层出不穷;类似曹植的《洛神赋》这种作品就更是模拟着《神女赋》写出来的。在这些地方读者都可以体会到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具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以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宋发巧谈,实始淫丽。”似乎有些贬意。这是与屈原作品的功利主义相对而言的。倘若从文学发展、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则宋玉的“巧谈”与“淫丽”正自不可缺少,正应该大提倡。
再补充一下版本争议问题。前面说过,《神女赋》中的一些文字,从宋代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如“其夜玉寝”,《文选》作“其夜王寝”,历代文人多因《文选》而作楚王梦遇神女。其实,文选版《神女赋》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首先看《高唐赋》,在那里是宋玉给楚王讲故事,楚王听着高兴,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而到了《神女赋》中,却成了楚王作梦,楚王给宋玉讲梦,讲完后又让宋玉给他“赋”一回。两篇作品的结构不一致。再看《神女赋》中的写法,是楚王给宋玉描写神女的形象说:“茂矣美矣,诸好备矣”,一直到“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云云一大段,而后又是“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两段相连都是“王曰”,从内容上看从逻辑上看都有问题。因此人们认为这是由于作品在传抄流传中产生讹误造成的。《神女赋》序中的“王寝”、“王异之”、“王曰晡夕之后”、“王曰茂矣美矣”四句中的“王”字皆应作“玉”;而“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玉曰状何如也”三句中的“玉”字皆应作“王”。这样一来,就成了宋玉作梦、宋玉给楚王讲梦,楚王听后心里高兴,于是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这样,一切矛盾就都解决了。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由于这篇作品流传日久,以讹传讹,楚襄王会神女的故事已经广泛地传播于口头,记载于简书,今天恐怕也只能是任其考订归考订,流传归流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