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
这首词从不同角度描写所看到黄昏时的雨景:开篇点明时间,再写雨意浓密。然后间接写雨落在池中情状。最后写望中所希冀的景物。通过虚实结合写这一景物,把船山对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的永历王朝所寄予的希望表现得非常含蓄。
发端二句点明这场大雨降落于暮色黄昏归鸟还巢时分,从窗外看去:南枝下的小径被密雨和暮色交织而成的帘幕隔断,看不清归禽的身影,只隐约听见它们扑打翅膀和惊叫的声音。开首便用侧笔刻画雨的气势。“不管”以下四句,是词人由小径之畔杨柳荷塘的雨中景象,对雨之威力感发的一连串奇想:雨打杨柳,晶莹的雨点顺着柳枝柳叶迸落,犹如佳人柳眉下滚落的串串泪珠。此等伤心断肠之状,天公密雨,竟全然“不管”,兀自播弄杨柳荷叶,让她的串串珠泪洒落荷塘,点点滴滴,哽哽咽咽,碎声敲荷,荷声千顷。以杨柳荷叶的多情声状,反托大雨的无情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威势。“隔波”二句,再进一层:大雨倾落池塘,鱼儿隔波误以为投饵入水,纷纷跃水争食,出水方知受骗。聚生一角的浮萍,随着鱼儿的翻水跃波四处漂漾,仿佛一下长满清池。“赚”“杀”犹言死,极甚之辞。此四句继发端二句,以杨柳荷叶的多情声状和听凭播弄的无奈,鱼儿浮萍的随波逐流,层层叠进,反托大雨压倒一切的强悍威力,烘托黄昏密雨的阴郁喧嚣氛围。结尾“谁信”二句,于登峰造极之际,出人意料地宕开一笔:这种情势之下,没有人还会相信,雨云之上的碧空深处,夕阳其实还在天边燃烧照耀着。此句既是慨叹,也是词人的表白。正是因为无人相信,词人的这一洞见,才愈发显出其“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高标卓识。见出他对自己所信仰、所追求、所厚爱者坚贞不移,不为压倒一切的俗流所动的品格。
此词“谁信”以前,全是蓄势,曲终奏雅,揭橥咏雨的主旨——借物言志,意在反托。听凭播弄,随波逐流的物象越普遍,越无奈,大雨的淫威气势越强大,词人不为云翳所蔽,巍然独立于世的信念便越崇高,越卓尔不凡。
这篇散文精辟阐明了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全文除首四句接近序文的性质外,正文基本上是韵文,隔句或逐句押韵,语言古朴精简,是一篇较为典型的“戒”体文章。
《敌戒》是作者在永州时所作。这篇短文,144个字,从秦灭六国后因自满而亡、晋厉公战胜楚国后反而招致内乱,以及臧孙纥对憎恶自己的孟孙速之死发出感叹这三个事例,鲜明地指出:敌人的存在虽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有很强的敌情观念,能够以敌为戒,常备不懈,奋发图强,就能够转害为利。
作者用正反面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客观规律,批判了“敌存而惧,敌去而舞”的形而上学思想,告诫统治集团要居安思危,表明柳宗元已经认识到对立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