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作者酒宴上赠妓之作，用形象的比喻描绘出一种模糊而动人的美。上阕“双蝶”句写伊人服饰，突出花样图案的神秘美。“朱粉”句写其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闲花淡淡春”作一景物比衬，生动地凸现此女子的风姿。下阕“细看诸处好”又从细处作一总体评价，与上阕从风神姿韵的评价呼应，接着从“人人”都说是“柳腰身”的细节作一客观补充，从各方面写出此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全词意境亦真亦幻，富有神韵。
此为酒筵中赠妓之作，首句写她所穿的裙子，罗裙上绣着双飞的蝴蝶。“东池”两句，记相见之地（东池）、相见之因（宴），并且点明她“侑酒”的身分。“朱粉”两句，接着写其人之面貌，而着重写其淡妆。“闲花淡淡春”以一个确切的、具体的比喻，将她的神情、风度，勾画了出来。上层社会的行乐场所，多数女子都作浓妆，一个淡妆的，就反而引人注目了，故此“闲花”虽只“淡淡春”，却大有一枝独秀的风致。张先显然受了唐代张祜的启发，但“闲花淡淡春”一句，仍然很有创造性。唐人称美女为春色，如元稹称越州妓刘采春为“鉴湖春色”。此处“春”字，也是双关。
过片三句，用倒装句法。人人都说她身材好，但据词人看来，则不但身材，实许多地方都好，而这“诸处好”，又是“细看”后所下的评语，与上“初相见”相应。柳与美女之腰，同其婀娜多姿，连类相比，词中多有。结两句写其人的衣。古人较为贵重的衣料如绫罗之类上面的花纹，或出于织，或出于绣，或出于画。出于织者，如白居易《缭绫》：“织为云外秋雁行。”出于绣者，如温庭筠《南歌子》：“胸前绣凤凰。”出于画者，如温庭筠《菩萨蛮》：“画罗金翡翠。”此词写“衣上云”，而连及“乱山昏”，可见不是部分图案，而是满幅云烟，以画罗的可能性较大。词人由她衣上的云，联想到山上的云，而未写云，先写山，不但写山，而且写乱山，不但写乱山，而且写带些昏暗的乱山，这就使人感到一朵朵的白云，从昏暗的乱山中徐徐而出，布满空间。经过这种渲染，就仿佛衣上的云变成了真正的云，而这位身着云衣的美女的出现，就像一位神女从云端飘然下降了。
这两句的作用，决不限于写她穿衣服的别致，更主要的是制造了一种气氛，衬托出并没有正面大加描写的女主人的神韵。写到这里，词戛然而止，更无多话，收得极其有力。
此词意境之妙于亦真亦幻。如“昨日”两句，很明显是脱胎于宋玉《高唐赋》，而从其人所着云衣生发，就使人看了产生真中有幻之感，觉得她更加飘然若仙了。筵前赠妓，题材本属无聊。但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还是相当动人的。妙处如“闲花”一句的以一胜多，“昨日”两句的真幻莫辩等。
此词上阕描写了一个春色满园、生意盎然而又充满着无限幽情的环境。鸂鶒，是如鸳鸯一样成双成对儿的象征爱情的鸟。有说：“此以鸂鶒之成双，喻闺人之独处。”从全词看，并非如此。这两句写景极其鲜艳，而暗含着欢情，是人眼中之所见。景物本身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下两句把满园春色的景物由动物而到植物，由水面而到池上。这两句的关键在“雨晴红满枝”。如丝的春雨飘洒之后，天色初晴，不仅没有落红满地，而是“红满枝”。有“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感觉。如果如苏东坡所说“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钱泳《履园谭诗》），上阕的四句正是这样。它由美丽成双、金缕其身、翠绿其尾的鸂鶒鸟，而到它们在春池中掀起粼粼水纹，两情欢洽；再由池及岸，树上棠梨花开，雨后新晴，红花满枝；景色幽美，气象清新。布局有动（前二句）有静（后二句），设色有浓（一、四句）有淡（二、三句）。陈匪石称温词《菩萨蛮》“语语是景，语语即是情”（《旧时月色斋词谭》）。从这四句看，正是用此明媚春光、佳景良辰，来衬托人情的欢愉。因为“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此处的着力写景为下阕的意味浓醇奠定基础。
“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至此，才出现了人物。她红润的两腮上，有一对酒窝儿。写一个少女的娇羞，既有形，又有神；既有动作，又有对动作的掩饰;既有乍见时的内心欢悦，又有猛然引起的内心慌乱，这五个字形神兼备地写出了少女那颗欢悦却又不平静的心。沈祥龙《论词随笔》提出：“词有三要，曰情，曰韵，曰气。情欲其缠绵，其失也靡。韵欲其飘逸，其失也轻。气欲其动宕，其失也放。”这句表现情，确很“缠绵”，但是不“靡”；表现韵（味），确很飘逸，但是不“轻”（浮）；表现气（声气），确很“动宕”，但是不“放”（荡）。从词的结构说，这句是全首的关键。
接下来的一句又很警策：“烟草粘飞蝶。’“烟草”，总起来说是阳春烟景，即上阕那绿波荡漾的春水，那缀满枝头的棠梨。在“烟草”与“飞蝶”之间，用了一个“粘”字，可见“飞蝶”之于“烟草”十分迷恋。五、六句联起来看，上句深情无限，下句景色如画。但下句是比托衬映上句的，这“绣衫遮笑靥”的人的深情远韵，恰如飞蝶恋恋于烟草。正是“情以景幽”，“景以情妍”。
俞平伯释首句为少女的妆饰，因而说“绣衫”句“乃承上‘翠翘’句”（见《读词偶得》）。也有人认为“绣衫”两句不过写女人的衣饰精致华丽而已。而艾治平认为“绣衫”两句仍紧承上阕，继续写人情之欢愉，所不同的是：上阕情隐景中，下阕首二句，人则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来，而以真实的描绘直写她的欢愉之情。上下阕之间，“意脉不断”，六句全是写她昔时两情初遇那令人难忘的良辰美景和自己的情意绵绵。可是此时都如过眼烟云，虽可追怀却不可复得了。
“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这句是说，富贵之家，芳菲时节，景物依旧，可是，“玉关音信稀”，当日春游之人，此时已远戍边塞，而且连个信儿都没有。
这首闺情词，艺术手法颇有独到之处，而且“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针缕细密，间不容发，其“昔欢今悲”之感，如“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司空图《诗品·委曲》）透人心脾。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