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上片写年末岁尾，各家皆翘首以待新春第一个黎明的到来。“收取闲心冷处浓”，开篇第一句话就奠定了本词的感情基调：在寒冷的除夕夜里本应该抛开所有，放下一切，静心等待，但浓郁的闲情却是冷处偏浓。在一片本应该繁花着锦的情境中，纳兰却似有一种无言的忧伤。“舞裙犹忆柘枝红”，此情此景让纳兰回忆起了当年观看柘枝舞的情景，气氛热烈，婀娜婉转。“谁家刻烛待春风”，想起自家当年在除夕夜里在蜡烛上刻出痕迹采等待新春的到来，在文人墨客的眼中，这就是十分风雅的事情了。这两句看似是回忆，却也道出了纳兰在除夕夜的一种怀念往昔生活的心情。
下片写守岁时的场景。富贵人家的除夕夜别有一派富贵景象：“竹叶樽空翻采燕，九枝灯灺颤金虫”，竹叶酒喝尽了，头戴采燕装饰的人们欢歌笑语，兴高采烈。九枝灯即将燃尽，余光之中贵妇们头上的金虫头饰与摇曳的烛光交相辉映，熠熠生辉。这两句用酒杯、彩燕和灯几种意象来衬托除夕夜的热闹，反映出整个除夕夜的欢腾的情景。这两句还是对仗句。“竹叶樽”对“九枝灯”，“空”对“灺”，“翻彩燕”对“颤金虫”，很是工整，这些丰满的意象烘托出了除夕的喜庆气氛。在这样风流快活的场景中，纳兰是沉默的，冷峻的，“风流端合倚天公”，要成为与前贤比肩的“风流人物”，去建功立业，却只能赖天公庇佑，非人力所能强求，这句也表明了纳兰对当年逍遥自在生活的无限回忆。
通篇来看，这首词写的是纳兰对往年除夕的回忆，词中着力描写了柘枝舞和舞女的美妙风流，也深隐地表达了自己对往昔生活的怀念之情。全词情寓于景，清空而灵动。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