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春暮游小园》这首诗为七言绝句,用花开花落,表示时序推移,虽然一年的春事将阑,但不断有新的事物出现,大自然是不会寂寞的。全诗写得很有情趣,前两句,写一春花事,以女子搽粉抹胭脂作比,非常活泼,充满人间趣味。这也是写景诗和咏物诗最常用的一种手法,但又没有流于一般化。这是诗人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没有怪意的雕琢,从初春写到初夏,梅花开、海棠红、荼蘼落、天棘出,却并不是寡淡无味的流水账。
“一从梅粉褪残妆”,“褪残妆”,以人喻花,写梅花残败凋落。梅花出在冬末早春,为报春之花,一个“残”字,暗示冬去春来。“涂抹新红上海棠”,是说梅花谢后,海棠花已经绽放,大自然把寒梅鲜红的颜色又涂抹到海棠花上去了。苏轼有海棠诗说:“东风袅袅泛祟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对海棠无意施粉传香,却写出了海棠的精神。王淇用“涂抹新红”四字同样写出了海棠的精神和自己惜花怜色,愿名花永存的美好愿望。
“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等到荼蘼花儿开罢,春天就结束了。春去夏来,取代百花的是肥壮茂密的荆棘,一丛丛,一丝丝,爬上了长满苔醉的院墙。花的交替更迭,构成色彩上由红变白转绿,象征着岁月的流逝,季节的变化,而诗人留连岁月、感叹年华易逝的感伤情绪也隐隐体现出来了。
宋人绝句中,描写风花雪月,山水田园,吟情咏性,留连光景的诗作不少,此诗以梅花、海棠、荼蘼开落的先后次序,以至于到百花凋残,天棘出墙来表现从暮春到初夏的更替,又别具一格。诗人把日常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景观,用平易浅近的语言,拟人化的手法,细腻地表现出来。有美感,有诗意,反映了诗人“随物以婉转,盛与心而徘徊”的心迹(《文心雕龙》语)。
这支小令写少妇对远方情人的猜疑和抱怨,相思之情写得大胆泼辣。开头一句“俏冤家”,传神至极。“冤家”本是妇女对情人的昵称,已经够可爱了,又冠以一个“俏”字,更令人迷恋。可如今他却远走天涯,一去不归,不能不叫人怀疑。“偏那里绿杨堪系马”,更明显地由怀疑流露出抱怨的情绪。“偏”在这里用作副词,表示发生的事,与所期待的恰好相反。一个“偏”字,把少妇爱极而怨深的感情反映得淋漓尽致。此句一语双关,既点明夏日的时令,又比喻滞留异乡、拈花惹草的负心郎。曲子前三句,把爱与恨交织在一起,表面上埋怨“绿杨”,骨子里却怨恨爱人不知早归,不珍惜爱情。
其实,在远方的情人未必如她所猜想的那样,这或许是少妇的“多虑”。而“多虑”正是一种情深爱笃的表现,故虽抱怨,却并未弃绝。因此第四、五两句“困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表现为万般慵懒、无所事事,只有一次次面对清风倾吐自己对远人的情思,大有“不思量,自难忘”、摆不脱、丢不开之苦。这两句虽看似平淡无奇,但词浅意深,清风和美,情思更浓,它进一步刻画出少妇对远人思之弥深、爱之弥笃的感情。
第六句“蛾眉淡了教谁画?”借用汉代张敞为妻画眉的典故来表现出少妇对夫妻恩爱生活的回味与渴望。然而好事难成,希望终无由实现,以致愁得“瘦岩岩羞带(戴)石榴花”。“瘦岩岩”比“憔悴”状瘦弱不堪之状,更具体,更形象。“羞”字是尤为传神之笔,它既含戴花与体貌不相称的自我嘲讽之意,又表露出戴花无人欣赏的寂寞。古人说“女为悦己者容”,这里暗化此意,且更形象生动,活画出少妇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状态。
曲贵新奇,然而,这支曲子蕴藉含蓄,辞尽意未休,具有词的风格。其中首句“俏冤家”是统领全篇的关键句。少妇的思念、怀疑及抱怨都由此而发;少妇对过去美满生活的回味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以及“为悦己者容”的心理,也是以此为依据。故全篇所言少妇的表现,都和这句“俏冤家”紧紧挂钩,句句落实,没有一句是闲笔。
此诗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也有学者认为此诗是以主祀黄河河神为题,假借一次九河的神游之旅,象征表现出深深的故国之思最终战胜“远逝以自疏”的去国之念的矛盾心态,表现出诗人的爱国的情怀。全诗景物美丽神奇,情感激昂奋发。
这首诗开篇就以开阔的视野,通过主祭者的眼睛对黄河(河神)的伟大雄壮进行了描述。大风起兮,波浪翻腾,气势非凡。河神遨游黄河,驾着水车,车顶覆盖着荷叶。驾车的是神异的飞龙,两龙为驾,螭龙为骖,是何等威赫。
河伯驾驭龙车,溯流而上,一直飞到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来到昆仑,登高一望,面对浩浩荡荡的黄河,不禁心胸开张,意气昂扬。所遗憾的是天色将晚还忘了归去。昆仑虽是作者的故乡(帝高阳的发祥地),但他所怀念的家却是在遥远的河上。屈原有认宗亲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他对楚国楚君和楚国人民的精诚之爱。他愁思未解时,往往想到故乡(昆仑)。河伯看到故乡后就很悲伤,悲伤之后还是得回到家里(对屈原来说就是郢都)。这种情愫既在《离骚》《远游》等篇中都有明显的流露,那么在此诗中应是又一次表现。
而河伯的家是锦鳞披盖的华屋,是雕绘蛟龙的大堂,紫贝堆砌的城阙,朱红涂饰的宫殿。河伯既是河中之神,居于水下本是极自然的。居所如此的华美,但是还要发问。对其发问的原因,过去一些解说有点勉强,联系上文,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但内心的矛盾对于有着博大胸怀的河伯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一面,所以接下来仍乘着白色的灵物大鳖,边上跟随着有斑纹的鲤鱼(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中有神人驾龙车,鲤鱼在旁边游动的画面),在河上畅游,看到的是浩荡的黄河之水缓缓而来,这一幕场景显得宏大而深沉。
最后,当河伯想要继续往东行时,他和主祭者握手道别,主祭者送他(“美人”在屈赋中多指贤人或所怀念者)到面南的水边分手处。河伯巡视于黄河下游,那波涛滚滚而来,热烈地欢迎河伯的莅临,那成群结队排列成行的鱼儿伴随着河伯,为他护驾。这里的人物关系转换很明确,主祭者告别后,波涛欢迎、鱼儿随从的对象只是河伯。末一个“予”字,不仅点出了主人公,而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暗示了楚国人民对作者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