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是首送别诗,写与友人离别时的情景。友人已乘舟向烟水迷蒙的远方驶去,但诗人还在向他洒泪挥手送别。渐渐地,看不见友人的旅舟了,江面上鸟在飞着,不知它们要飞往何处;远处只有青山默默地对着诗人。朋友乘坐的船儿沿长江向远处去了,诗人在斜阳里伫立,想象着友人即将游五湖的情景。就这样离别了,不知有谁知道诗人对朋友的悠悠相思。诗人借助眼前景物,通过遥望和凝思,来表达离愁别恨,手法新颖,不落俗套。
诗题虽是“饯别”,但诗中看不到饯别的场面,甚至一句离别的话语也没有提及。诗一开始,他的朋友王十一(此人名字爵不详)已经登舟远去,小船行驶在浩渺的长江之中。诗人远望着烟水空茫的江面,频频挥手,表达自己依依之情。此时,江岸上只留下诗人自己。友人此刻又如何,读者已无从知道,但从诗人送别的举动,却可想象到江心小舟友人惜别的情景。笔墨集中凝炼,构思巧妙。诗人以“望”、“挥手”、“泪沾巾”这一系列动作,浓墨渲染了自己送别友人时的心情。他没有直抒心中所想,而是借送别处长江两岸的壮阔景物入诗,用一个“望”字,把眼前物和心中情融为一体,让江中烟水、岸边青山、天上飞鸟都来烘托自己的惆怅心情。
第三句是虚实结合,诗中“飞鸟”隐喻友人的南游,写出了友人的远行难以预料,倾注了自己的关切和忧虑。“没”字,暗扣“望”。“何处”则点明凝神远眺的诗人,目光久久地追随着远去的友人,愁思绵绵,不绝如缕。真诚的友情不同于一般的客套,它不在当面应酬,而在别后思念。诗人对朋友的一片真情,正集聚在这别后的独自久久凝望上。这使人联想到《三国演义》描写刘备与徐庶分别时的情景。
然而,目力所及总是有限的。朋友远去了,再也望不到了。别后更谁相伴?只见一带青山如黛,依依向人。一个“空”字,不只点出了诗人远望朋友渐行渐远直至消失的情景,同时烘托出诗人此时空虚寂寞的心境。回曲跌宕之中,见出诗人借景抒情的功力。
五六两句,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交代了朋友远行的起止:友人的一叶风帆沿江南去,渐渐远行,抵达五湖(当指太湖)畔后休止。然而,诗句所包含的意境却不止于此。友人的行舟消逝在长江尽头,肉眼是看不到了,但是诗人的心却追随友人远去一直伴送他到达目的地。在诗人的想象中,他的朋友正在夕阳灿照的太湖畔观赏明媚的春色。
诗的最后,又从恍惚的神思中折回到送别的现场来。诗人站在汀洲之上,对着秋水苹花出神,久久不忍归去,心中充满着无限愁思。情景交融,首尾相应,离思深情,悠然不尽。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