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封信的开头叙述了作者从同僚张评事处看到柳仲郢的手礼。接下来,作者用充满感伤气息的笔调叙写自己丧妻以来的处境与心情。然后作者用“所赖”二字一转,折入对府主知遇之恩的感激。最后,才揭出辞赠止意。这封信连用典故,均极雅切,流丽圆转。
信的开头叙述了作者从同僚张评事处看到柳仲郢的手礼。并听到张评事传达柳的旨意,要给自己一位官妓作侍妾。这几句以散句起,口气在亲切中显出恭敬。这是写信的缘由,全文即围绕此事展开。
接下来,作者用充满感伤气息的笔调叙写自己丧妻以来的处境与心情。王氏于是年春夏问亡故,距写信时不过半年左右。故说“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这里比喻丧偶,而自己遭此变故后形毁骨立的情状如见。“灵光独存”比喻亲故零落,仅余已身,而孑然孤立、形影相吊之处境可想,用典精切而富形象感。然后,又进一步说到,自己所眷恋的儿女,年纪尚幼,无暇提携照顾。每当咏读前贤关爱儿女的诗文,不免勾起自己的辛酸。陶、庾诗文巾所言子息,皆属幼龄,用以映衬己方,正是恰到好处。作者对幼儿弱女充满爱怜,王氏死后,他有诗说:“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在梓州关于“小男阿衮”亦有诗云:“渐大啼应数,长贫学恐迟。寄人龙种瘦,失母风雏痴。”此次只身远赴东川,撇下儿女,自不免更添天涯漂泊之悲。以上一路写来,仿佛只是在诉说丧妻后的孤孑凄伤,但读者从这充满哀感的叙说和对亡妻弱息的深情中,已不难想见作者对赠妓一事是何反应。
接着,作者用“所赖”二字一转,折入对府主知遇之恩的感激。“锦芮象榻,石馆金台”,正渲染出礼遇的隆重,而“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则正是自己“效命旌旄”的行动。从“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的话语看,柳之赠妓自含慰其异乡孤独之意,故有此半是感激、半是表白的说法,其中隐隐透出作客依人的辛酸。然后,又以“兼之”领起,转进一层,说自己早岁有志学道,到东川后,更加深了平生之所好,历尽坎坷之后,早已自安于禄命衰薄之境,而对玄门的精义稍微懂得了一点头绪。这是用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含蓄地表叫,对于男女情爱一类事,已经再也无所追求了。作者早年曾一度在玉阳山、王屋山隐居学道,所谓“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就是。中年入仕以后.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无辜蒙受打击,只得栖身幕府,漂泊天涯;义遭妻子王氏之丧,转而虔诚事佛,欲从中寻求解脱烦恼之方,这里以“兼之”“及”“更”,蝉联而下,婉转表达自己绝意情爱的意思。接下来,又用“至于”二字提起,正面表白自己在一些篇什中虽曾描写过“南国妖姬”“丛台妙妓”。却“实不接于风流”。无论是“借美人以喻君子”,别有寓托,还足抒写感受体验,非即纪实,都说明自己并不是热中艳情的人。以“虽有”先让一步,用“实不”随即翻转加以否定,一纵一收,将自己生性并非重色这一点有力地强凋出来了。
自己方面的原因,从悼亡之悲、子女之念、报效恩知、志在玄门一直写到性“不接风流”,已经将尢意于纳妾之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下面便换另一角度,从张懿仙的经历、身份方面说。从下一段文字看,张懿仙大约原曾得柳仲郢的宠爱,后来又曾托身柳的某一僚属。当时乐籍歌妓俯仰随人虽属常事,但在对男女情爱持较为严肃态度的作者看来,卸感到不合适。因此他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坠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难道还要让她再渡鹊桥,投入别人的怀抱,成为窥墙密约的女子吗?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张懿仙这类女子命运的同情,但以“雅谑”的形式出之,便不至冒犯府主的尊严,更不会拂逆他的“好意”,措辞委婉得体。四句连用四典,均极雅切,且流丽圆转,一气贯注,读来有声情摇曳之致。
最后,方揭出辞赠止意。作者一方面感激府主的“恩私”,同时又委婉表明“非所宜称”,希望对方顺应自己的愿望,收回赐妓的成命,使人们不致对自己的品德产生错觉。作者把“赐寝前言”看作府主对自己的爱护,这是特别动听的。
一位幕府主人,出于对幕僚处境的同情,而有赠妓之举。辞谢这种“恩遇”,是很难措辞的。作者却能诉之以情,明之以理,既不拂逆对方的好意,又使对方充分了解自己的情性,从而“赐寝前言”。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作者恳挚的情感性格,还可以看出他善于辞令和驾驭骈文形式的圆熟技巧。隶事用典和骈偶对仗不但没有成为表达感情的障碍,而且成了更有效地表达感情的一种凭借。华不伤真,本篇是典型的一例。
此曲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出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以辛辣的语言,剥露了刘邦微贱时期的丑恶行径,从而揭露了刘邦的无赖出身,剥下封建帝王的神圣面具,还其欺压百姓的真面目。全曲情节鲜明,形象生动,角度独特,风格朴野,诙谐泼辣,对比手法的运用,揭示本质,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口语化特点,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漫画与野史的风格。
全曲八段。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诙谐,嘲讽的基调。
《耍孩儿》《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
《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这套散曲把不可一世的汉高祖作为嬉笑怒骂的对象,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对皇权至上的强烈不满和对封建秩序的无比蔑视。刘邦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史记》上说他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气派羡慕不已,认为大丈夫应当如此。作者没有被史书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时嘉惠百姓的“浩荡皇恩”所迷惑,而是注重于史书中描写刘邦爱慕虚荣以及欠王媪酒钱不还、诳称贺钱万贯得以见到贵客等无赖行径的材料,通过艺术加工,无情地揭穿了封建帝王的丑恶嘴脸。当然,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指向汉高祖一人,而是指向所有欺压百姓却要装模作样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更是指向残酷地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元代统治者。散曲中借乡民之口说刘邦“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流露出轻视劳动的意识,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一是情节完整。
全曲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情节中有铺垫、有发展、有高潮,堪称一部情节完整、充满夸张和幽默的讽刺喜剧。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能起到一出讽刺喜剧的作用,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这出喜剧是有头有尾的。从社长挨户通知皇帝将要驾临,王乡老、赵忙郎等乡里头面人物忙着接待,写到皇帝仪仗车驾到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又从皇帝下车后,接受众人礼拜,架子十足,装模作样,写到乡间小民猛一抬头,识破其即是早先贪杯赖债鱼肉乡邻的无赖:故事生动,情节完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这出喜剧中的人物是颇有性格的。无论是写乡里接驾前的忙乱,还是写皇帝仪仗车驾的威风,都衬托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汉高祖的好虚荣、讲排场、气势凌人、威风十足。而紧接着的面目为乡民所识破、老底被乡民所揭穿的描写,则突出了大人物的昔时卑琐低下、今日装腔作态的可恶可憎。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等忙于接驾的表现,显露出他们善于巴结逢迎的心理。而“猛可里抬头觑”的乡民虽然无知,所见不广,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在曲作中也得到了真实形象的刻划。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二在于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无知乡民作为叙述人。
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这位乡民亲眼看见的,亲口说出的。这就是角度新。作者在曲作中通过乡民的特殊视角来展现汉高祖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把至高无上的皇帝贬得一文不值,写作手法实属高妙。皇帝驾到本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可是在乡民的眼中不过是乱哄哄的一场戏:“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到村口迎接皇帝的就是这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吹吹打打乱七八糟的。仪仗队里的五面旗子,分别画有日、月、凤凰、飞虎、蟠龙等图案,代表着天子的神圣和庄严,可是在乡民的眼中,却是“白胡闹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不伦不类,煞是好笑。至于红叉、银斧、金瓜锤、朝天镫、鹅毛宫扇等显示帝王威严的器物,在乡民看来,虽未见过也毫不稀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竟成了“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的“乔人物”。在对皇帝的仪仗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作者又通过乡民的眼睛,来写皇帝的车驾:“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天曹判是天上的判官,递送夫是押解犯人的差役,他们簇拥在皇帝的前后,可见皇帝一行是怎样令人畏怖、令人厌恶的货色!接下去写众人迎候施礼。高祖却“觑得人如无物”,以“挪身着手扶”表示回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乡民跪拜后,“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作威作福的高祖竟是昔日乡里的无赖,不由得“险气破我胸脯”。最后的三支曲子,通过乡民之口,揭穿“刘三”的老底,不过是个贪酒、赖债、明抢、暗偷、胡作非为的流氓,可是居然改名换姓称作什么“汉高祖”。作品以乡民的独特视角来刻划汉高祖。乡民是无知的,又是有识的;他的看法多属误解,但又反映出许多真实。无知与有识、误解与真实相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乡民复杂而变形的内心世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世界里遭到了最无情的嘲弄,完全失去了他的庄严与神圣,展现了无法伪装的本来面目。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三是语言既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又生动、准确,一针见血。
全曲是以乡民叙述的口吻展开的,因此用的是与乡民身份一致的语言,亦即乡间生动的口语方言,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曲中形容王乡老与赵忙郎:“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三言两语勾画出迎驾的乡绅土豪令人作呕的模样。“瞎王留引定乔男女”中的“瞎”与“乔”字,点出了乡民们对迎驾的厌恶,认为那纯属胡闹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仪仗队的服装被称作“大作怪衣服”,皇帝前后的随从被叫做“天曹判”、“递送夫”,处处流露出乡民们对下乡扰民的帝王的蔑视和憎恶。而对刘邦,曲中连用“那大汉”称之,根本不把至高无上的帝王放在眼里;“觑得人如无物”、“挪身着手扶”显示刘邦的傲慢和装腔作势。末三支曲更是乡民对高祖昔时无赖行为的控诉,用“你”称身为皇帝的刘邦,谴责他“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强秤了麻三秤”,“偷量了豆几斛”,纯是乡间明白通俗的口语,却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嘴脸。结尾处语言生动至极:“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乡民的几句挖苦话令帝王的尊严扫地以尽。以“汉高祖”结束全篇,还另有用意。题目为“高祖还乡”,但如果一上来就明写“高祖”,那么一系列嘲笑、讽刺就无法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写“还乡”而不是还乡者是谁,逐渐由“那大汉”过渡到“刘三”,最后以村民痛骂“刘三改姓更名”点出“汉高祖”,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讽刺当时的一些官员,只顾着自己享乐,而不管百姓死活,就如同故事中的这个庸医一般。
《雪赋》是一篇清新婉丽的赋作,采用汉人假设主客陈说事物的方式,以梁王为主,司马相如、邹阳、枚乘为宾,引出作赋的设辞,描绘雪这一大自然的奇观。开篇写下雪之前寒云四起,气氛冷肃的场景。中间写雪景的一节。最后以几支咏雪之歌作为结束,引发出人生无常之感。此赋沿用了汉赋中假设主客的形式,从酝酿降雪写到雪霁天晴,展现了素净而奇丽的画面。全篇文采飞扬,用典繁雅,创造出一个晶莹剔透的世界。在艺术方面,全篇气势磅礴,语言清丽,境界开阔,充分展示了骈赋华丽铺排的艺术技巧。虽然写景时采用铺张描写的手法,但因为有顺序,冲淡了咏物赋常有的那种臃肿、板滞的弊病。此赋也有典故堆砌太多的缺点,略显生硬,这是因为时代风气影响而带来的艺术瑕疵。
开篇先写了降雪前的天气,“寒风积,愁云繁”,又写了雪花逐渐落下,从“微霰零”到“密雪下”的过程。作者假设主客,分别是梁王和他的臣子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人,这几位皆是辞赋大家。梁王命令司马相如以雪作赋,由此开启下文,多方面地描写雪这一自然奇观。
作者先借司马相如之口写雪之“义”。司马相如引用一系列与雪有关的典故,以说明雪历来都能得到人们的关注,将古人对雪吟诗作赋的雅事一一道来。多个典故均以“雪”为媒介,或隐喻先贤与民同乐的喜悦,或表达厌战思乡的情感,或解释君臣相处之道,或抒发哀民寒冻之苦,说明在不同情境和心境影响下,人们面对同样的降雪会生出不同的感触,就如司马相如所言:“雪之时义远矣哉!”下雪可谓一件意义深远的事,能让人生出无限感慨,而本文主旨,也是对雪发表各种议论。
其后,司马相如又分别描绘雪落前的情况和落雪时的胜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焦溪涸,汤谷凝。火井灭,温泉冰”,江河溪流大都已经结冰,天空中阴霾密布,暗淡无光。这阴冷灰暗的情景,预兆着一场大雪的到来。果然,没过多久,“霰淅沥而先集,雪粉糅而遂多”。从“其为状也,散漫交错”到“剖蚌列明珠”,把下雪时的场景描绘得如同仙境一般。雪花最初“蔼蔼浮浮”,呈星星点点的零散之态,然后渐渐变大, “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四处飞扬,后来“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渐渐堆积,最后大雪纷飞,洒落到大地山川的所有角度,顷刻间整个世界银装素裹,美到极致,晴雪耀目,冻雪垂冰,更是美轮美奂。
在这段描写中,雪之貌美、仪稚、妖娆、奇特尽数体现于字里行间。雪景如此优美,自然引人入胜。接下来,作者又借司马相如之口,罗列了多种赏雪的方式,以及由此触发的不同情感:有人在幽静的夜里赏雪,有人在飒飒的风中赏雪,有人在皎洁的月光下赏雪,还有人赏雪时饮着美酒,穿着皮衣,也有人在鹃鸟和孤雁的悲鸣声中赏雪。不同的场景,不免触发赏雪人的不同心情:“践霜雪之交积,怜枝叶之相违。驰遥思于千里,愿接手而同归”。触景生情,将浓厚的情感融入美丽的雪景,使文章更显得血肉丰满,情深意切。
文章首段已提到,陪同梁王宴饮赏雪的,除了司马相如,还“召邹生,延枚叟”。邹阳继司马相如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赏雪之感,创作了《积雪之歌》和《白雪之歌》,描写了诸多赏心悦目之物,如佳人、重幄、绮衾、明烛等能给人带来视觉美感,义如芳褥、熏香能带来嗅觉享受,又如对绕梁乐曲的描写,则是听觉的盛宴。但是,对这一番良辰美景的赞美中,还寄托着“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的感慨。“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一句道出对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就像阶上的白雪,不管多么晶莹剔透,在温暖的阳春时节终会融化。从赏雪引申出生活感悟,并表达出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令人震撼。
最后概括全篇的乱语部分,文中的另一人物枚乘登场。枚乘将白雪与白羽、白玉作比较:白羽虽白却轻薄,白玉虽白却不融,都不能与“因时兴灭”的白雪相媲美。月亮隐藏起来,不能掩盖白雪的皎洁;日光照耀下,白雪依然不改气节。枚乘盛赞白雪的品质:不在乎虚无缥缈的声誉,不追求矫饰浮夸的品格,随云升降,伴风飘零,遇到什么事物就能依附它化作什么形象,遇到干净的东西就保持洁白,遇到污秽的事物就变得浑浊。在枚乘的描述下,白雪拥有了生命和灵性,被赋予人格化的特征。
从司马相如客观描摹雪景,到邹阳赏雪抒情,再到枚乘借雪说理,谢惠连通过历史人物代言,并赋予每个人不同任务,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现出了雪的特点。此赋语言接近诗化,在内涵方面又折射出佛玄观点,可谓文质兼备。在此赋之后,咏物小赋的涉及领域得以扩展,小赋的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对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意义深远。
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