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 “男才女貌” 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一反传统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的择偶标准，而以“心儿真”，“情儿厚”作为感情的基础，唱出人间最本色最天然的纯真、朴实、无邪的爱情颂歌。
在兰楚芳的笔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土里土气、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一个是相貌丑陋，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双方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用金钱、权力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
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社会中仍然透出一丝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这是一首寻春的小词。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道出他的寻春感受，而是在小词的开端，娓娓如话家常，将读者逐渐引入胜境：“着意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杯？”抱定了寻春的目的四处寻找，不如喝上几杯酒，在家门附近和春光不期而遇。其实，辛稼轩自己就是那种“着意寻春”的人。为了寻春，他风雨无阻，阴晴不避：“莫避春阴上马迟，春来未有不阴时。”（《鹧鸪天》）作者“柳外寻春，花边得句”（《满庭芳》）。他寻求、欣赏春天的妙趣，真可以说达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程度。而令人困惑的是，在此《鹧鸪天》小词中，他不但一开端就否定了“着意寻春”的佳处，而且还进一步辩解道：“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作者又说：刻意游春之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见到“山才好处”，人却已经疲惫不堪了，哪里还有十足的精神去赏春呢？有的时候，人的诗思还未成熟，而一场急雨却过早地来催他做诗，那诗就不可能做得好。
词题为“鹅湖归病起作”，说明作者前不久游览了名胜鹅湖山（今江西铅山县东）。从鹅湖归来后，他生了病。这一次他病得大概还不轻，性情倔强的词人不得不卧床休养了。一贯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辛稼轩自被朝廷罢黜后，常常借游山水来消除心中愤懑。现在他大病初愈，暂且无力出游，只好大唱“着意寻春”大可不必的高调了。辛稼轩虽然不能远游寻春，却在病愈初时徘徊于家门附近之际，感受到了一种他从未如此强烈感受过的蓬勃春意，使他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作者在词之上阕并未明言他寻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春意，而是有所保留，正见出此春意的宝贵。这也正是稼轩词艺术表达的曲折含蓄处。若问辛稼轩如今在村头到底有何得，可先看他南渡这多年后每年寻春都寻到了什么。翻检稼轩长短句，会发现到处是这类词句：“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满江红·暮春》）“可惜春残风雨又”（《蝶恋花·点检笙歌多酿酒》）。“闻道春归去，更无人管飘红雨”（《惜分飞·春思》）。在作者的春词中，春天总是那么满纸满行的娇软脆弱！年年盼春、游春的辛稼轩，虽然饱览着春的千姿百态，但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娇春却给他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下阕写词人移动着刚刚病愈的身体，手拄竹杖，穿上草鞋，向家门附近的田野漫步走去。“携竹杖，更芒鞋”，创造出轻松而随便的氛围，为下面与乡村春色猝然相遇时的喜悦心情做了不露痕迹的铺垫。
走着，走着，蓦地，若干亮色映入了作者的眼睛。词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些在野草中间开放的野蒿花。这些不入品流、无人护理的花儿，这儿几朵，那儿一片，沐浴着春风，颜色鲜亮，别有一番健康秀美的魅力。“朱朱粉粉”，用语特妙。它把花儿鲜明的颜色和生气蓬勃、随处自由开放的特点简洁地描绘出来，也把词人与野花不期而遇时的喜悦心情含蓄地透露出来，大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作者在欣赏乡村花朵那无拘无束之形式美的背后，还有对它们的一种理性的思考。此次鹅湖归来，他已从乡村景物中获得了深沉的启示：“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城中娇嫩的桃李之花是经不起风雨的，只有在乡野溪头久沐风雨、倔强生长的荠菜花一类的花朵，生命力才更为长久，才真正启示着春天的奥秘。明晓了稼轩对人生的这种思考，我们就会接触到他目睹野蒿花时心灵中更深一层的东西。
当词人正为野蒿花所吸引的时候，另一番景象又把他的视线吸引了去：“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一些有说有笑的归宁女子，正沿着长满桑树的田间小路走过来了。这两句写得很美，“柔”字尤为巧妙传神。它不但状出桑叶之嫩，春光之新，而且衬托出村女那柔美的容貌、步态和笑声。这些村女快要回到娘家看到亲人了，所以心情是甜甜的，笑声是美美的。她们的笑声，感染着词人。这是农村淳朴自然、充满生命活力的美好场景。他不禁驻足倾听，若有所思。这就是辛稼轩寻找到的春天。春天在乡野之花中，在村女的步履中，笑声里。
这村女便是春天的化身。如果把这“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和作者同期所作另一首《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中的“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相比较，便可发现，前者和后者在时间（寒食节）、景物（桑蚕）、人物（女）、语气（谁家）诸方面，都有着和谐的一致。所不同之处，是前者侧重于其音容的纯真无邪（笑语柔桑），后者则突出着其穿着的素朴无华（青裙缟袂）。然而这纯真无邪的“笑语”与素朴无华的“青裙缟袂”，本是统一于村女之纯朴的特质之中，原不可分割的。明乎此，便可断知，彼天真无邪的“笑语柔桑”之女，原也是衣着朴素的“青裙缟袂”之女。这两首《鹧鸪天》中的村女形象正可参照合读。“青裙缟袂”化用苏轼诗《于潜女》：“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沙鬓发丝穿杼，蓬沓障前走风雨。……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诗中的于潜（旧县名，在杭州西）女，足不穿鞋，在风雨中穿行，体魄强健，风貌古朴，爱情真挚，其气质，足使齐鲁之贵族妇女相形见绌；其“青裙缟袂”，也成为了善于抗击风雨、具有春天般活力的一类人物精神的象征。而当辛稼轩将苏诗“青裙缟袂”之意象引入其词章中时，他便赋予了村女一种和苏诗中于潜女同样的品格，和他称颂的荠菜花、野蒿花同样的品格——在风雨中顽强生存、获取着持久的生命力的品格。作者被村女那普通而又不平凡的装束和充满生气的笑语所触动的秘密也就在于此。
这种景致出现在稼轩词中是有很深刻的社会生活背景的。作者南渡以来每年都在寻春，他在大量的寻春词章中寄寓着他的炽热的报国理想。他曾不遗余力地写奏折，提出抗金种种策略。然而，事实却告诉他，南宋的偏安小朝廷，很像是城中娇弱的桃李之花，经不住风雨的考验，这使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如今在罢黜闲居之时，他目接着乡野之花与青裙缟袂之女，心中的希望之火又一次被点燃。春，存在于神州广大的乡野之中。这是辛稼轩此次寻春之最深刻的感受。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