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先从赞美丰乐楼入手，再叙登楼之感受，续之以主人在楼上宴客之过程，终以描述宴散作结。全词四阕，一气呵成，不落雕琢痕迹，充分显示了词坛名家之手笔。全词分为四段。
第一段，写新建丰乐楼的地理位置及其景观。首韵写丰乐楼建在烟波浩渺的西湖岸边。“天吴驾云阆海”一句不仅写西湖水天空阔，而且以水神驾云的形象开章，既展示此处空气清新温润，又赋予神异色彩，出笔不俗。“凝春空灿绮”言此时是早春二月，春风骀荡，春花璀璨，斓漫如绮罗。“倒银海”一韵，写西湖水秀与丰乐楼倒影之美。“四碧天镜倒际”一句，既写西湖水清如碧，又写水平如镜及浩渺倒际。“彩翼曳”一韵，写丰乐楼的宏伟壮丽，“扶摇”化用《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在词中借指楼直耸云天，言其宏伟。“宛转”写楼形外观层叠婉转多姿。“彩翼曳”写楼的挑詹如彩鸟翅翼高高翘起，似飞腾摇曳。“雩龙”写曲折的画廊如游龙舞动，“降尾交新霁”，描绘画廊曲折隐没，犹如龙在风雨新晴时的出没倒时。“近玉虚高处”一韵，写楼之高耸，可上接天庭，似能听到天神笑语。此段多用夸张、摹状。
第二段，写登楼之所见。“清濯缁尘”一韵，言人醉倚高栏上，放眼远望，满目清新，似乎世俗的尘垢已洗涤一空，颇有出离尘世之感。“面屏障”言面对西湖近山，可见薜荔、女萝、莺花，闪烁着一派金黄色，又一一掩映在绿丛中。“惯朝昏”一韵，言站在高楼上，倒论清晨或黄昏，看那晴光、雨色都令人神往。还可听到燕语呢喃，看到燕衔紫泥，落红飘洒，随水远去。此景所写非一日一时之所见。“步新梯”一韵，言登上新梯，步步高升，如临仙境，忘却年华，顿怀出世之情。此段用笔多想象与联想。
第三段，写京尹赵节斋在楼上宴请宾客的盛况。“麟翁衮乌”一韵，写京尹赵节斋着官服与宾客欢聚一堂。“以役为功”二句，写京尹以役建楼，成为一大奇景。“明良庆会”一韵，写宴请宾客正值良辰，客人中有的吟诗作赋，互相唱和；有的妙手丹青，作画倍添雅趣。“隆都观国”句，写站在高楼上俯视，可远观万国之景，“平瞻太极”句，写在楼上平视，可见到京城街道犹如秋露遍洒，润不生尘，街衢牌楼以美玉饰其题额，十分华美。此段多以实笔描绘宴会盛况。
第四段，继写观京城之景并发感慨。“清风观阙”一韵，写在清风丽日中观看京城宫阙。“正午长漏迟”一句，表面似写宫中一片安谧静穆，实暗含对当权者怠于朝政的微辞。“为洗尽”一韵，笔墨宕开，希望当权者摆脱酒色金迷的生活。“脂痕茸唾”指脂粉美色。“茸睡”化用李煜《一斛珠》：“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净卷曲尘”以酒曲代指饮酒。“永昼低垂，绣帘十二”，此写后宫的宴饮达旦，“永昼低垂绣帘”似有“从此君王不早朝”之意。“高轩驷马”一韵，写身为命官应具有屈原的品格。“峨冠鸣佩”化用屈原《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峨冠长佩之服喻高尚品德。“御炉香、分惹朝衣袂”言为官者不仅是身穿官服，出入朝廷，分惹御炉香味而已。最后以“碧桃数点飞花”一韵作结，此写景，以景喻比意。此韵表面写仙桃开花，数点飞落，涌出宫廷，迎春风飞扬于万里高空。实则与第一段歇拍“近玉虚高处，天风笑语吹坠”，第二段歇拍“藐视年华，顿非尘世”相呼应，以暗喻委婉之笔希望新建丰乐楼的主人远离黑暗的尘世，步入理想境界。
全词章法严谨，脉络贯串，层出不穷。第一段讲新建丰乐楼的地理位置，宏伟壮丽。第二段写登楼所见，有近景、远景、实景、虚景。第三段写建楼的京尹节斋宴请宾客之乐。第四段继写京城景观，引发感慨万端。此处揭示题旨。在景物描写，使事用典中寄托深意。
另外，此词善于炼字炼词，虚字实字错综组织，以实化虚，以虚化实，以动衬静，以静衬动，使词语飞动灵活富有表现力，颇有高华密丽之风。如写西湖广阔，则日“天吴驾云阆海”，以‘阆海’言其浩渺倒际，以水神驾云的形象，不仅形容水域广，而且写出水的润泽，“驾云”二字将西湖静景化为动景，并赋予神话色彩，其高华密丽可见。再如写丰乐楼在西湖的倒影，则日“倒银海、蘸影西城，四碧天镜倒际”。此不仅写出楼的倒影，而且将西湖水的平静、色彩、宽阔一一托出。又如写楼檐高翘，则曰“彩翼曳”。一个“曳”字化静为动。此外，此词中化典创新词，随处可见，如“天吴”、“扶摇”、“雩龙”、“隆都”、“茸唾”、“峨冠”、“修禊”等等。
此词的作者生活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之际，他曾做过后蜀的永泰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蜀主孟昶究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后蜀终为赵宋所灭。鹿虔扆品性高洁，不仕新朝，得到了自由之身。然面，当他重游故地，看到当年的雕梁画栋变成了而今的残垣断壁时，不觉“中心摇摇”，一种强烈的黍离之悲油然升起在心头。
笔下全是景，景中全是情，是这首词的最大特点。在词人的笔下，完全是一片荒凉而凄清的景象。词人虽也写“金锁”、“重门”、“绮窗”、“翠华”、“玉楼”，但这些不过是以当年曾经的繁华富丽来反衬此时的悄寂荒颓。揭示出正是这国破家亡的惨史才使得昔日的繁华如被雨打风吹去。在词中，词人不用一句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而是笔下全是景，几乎将其目之所及、身之所感的景物写尽了，但“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诚然，没有单纯的写景，写景的目的总是为了抒发一种情怀，在这首词中，词人抒写的是他的亡国之隐痛，因而景中蕴含着的又全是一片哀情。
王国维说：“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在此词中，词人没有让自己露面，然而在词的字里行间却隐现着他“行迈靡靡”的身影，喟叹着他“悠悠苍天，彼何人哉”的心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本是自然的场景，此刻却染上了词人的心绪，于是，又升发出一种物是而人非之感。就这样，“绮窗”带上了词人的愁而对秋空，“藕花”含蕴了词人的哀而泣香红，暗伤亡国，一缕幽恨，都赋予秋空、野塘。将无知亦无情的景物写得如此富于情致，正是词人内心无限悲怆使然。“神于诗者，（善将情、景）妙合无垠”，作者以无一字写情，而笔笔关情的高超技巧将内心的黍离之悲抒写得如此有致，使人们仿佛可以从他笔下的景物中看到他忧患的面影，听到他悠长的叹息声
这是一阕文人写的最早的爱国词。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引倪元镇《云林》称此词“而曲折尽变，有无限感慨淋漓处”。谭献《镡评〈词辨〉》卷二：“哀悼感愤。”所谓“曲折尽变”，是因为它表示“感慨”、“感愤”，并非秉笔直书，而是通过“抚今追昔”移情于景，借景抒情，并以“烟月”、“藕花”无知之物，反衬人之悲伤，烘托、渲染，而愈觉其悲。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