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分工、各守畛域的传统观念，对宋词的创作有很深影响。诸如“田家语”、“田妇叹”、“插秧歌”等宋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宋词中却很少涉及。这首词描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流露出与之声息相通的质朴向上的感情，因而值得珍视。上片以景语起：山色昏暗，彤云密布，寒雨将至。在总写环境天气之后，收拢词笔，语及近景，数枝凝聚水珠、楚楚堪怜的娇花，映入眼帘。如若顺流而下，则围绕“啼红”写心抒慨，当是笔端应有之义。但接下来两句，却奉劝骚人词客，勿以惜花为念，莫作枝惘愁思，可谓笔锋灵活心思脱俗。下片又复宕开，将笔触伸向田垄阡陌，“朝朝出”、“处处通”对举，言简意赅勾勒不避风雨、终岁劳作的农民生活。遂引出“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三农”，指春耕、夏种、秋收。五谷丰登，是农民们一年的希望。在这重阴欲雨的时刻人们盼望的是有充足的雨水，能犁耕作。至于惜花伤春，他们既无此余暇，也无此闲情。
每当“做冷欺花”（史达祖《绮罗香》语）时节，“冻云黯淡天气”（柳永《夜半乐》语），文人墨客常会触物兴感，抒发怜惜情怀。这些作品，大抵亦物亦人，亦彼亦已，汇成宋词的一片汪洋。虽有深挚、浮泛之别，也自有其价值在。不过，萦牵于个人的遭际，囿于一已的狭小天地，则是其大部分篇章的共同特点。这首《南柯子》却不同，即将因风雨吹打而飘零的幽艳啼红，和终年劳碌田间而此刻盼雨耕种的农民，由目睹或联想而同时放到了作者情感的天平两端。
它不在惜花伤春旧调上的和弦，而是另辟蹊径的新声。作者的目光未为仄狭的自我所囿，感情天地比较开阔。一扫陈思，立意不俗。
苏轼、辛弃疾等也写过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词作，也倾注了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情感，他们所作，常如一幅幅民俗画，苏轼作于徐州太守任上的一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等五首）是如此，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笔触更为细腻入微。王炎的这首词则显示了不同的特色，作者的感情主要不是熔铸在画面中，而是偏重于认知的直接表述，理性色彩较浓，因而，写到农民的生活，如“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也采取比较概括的方式，不以描绘的笔墨取胜。
宋代有两个王炎，均有词作传世。此篇作者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孝宗乾道五年进士，有词集《双溪诗馀》。其“不溺于情欲，不荡于无法”《双溪诗馀自序》的宗旨，在这首风调朴实的《南柯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此词不取艳辞，不贵用事，下字用语亦颇经揣摩，如“幽艳湿啼红”写花在雨意浓阴中的姿态就相当生动。不过此词亦有缺陷，全篇语多浅易、含蕴稍欠.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这首词的上片绘景寄情，抒发了作者的孤寂之感；下片从回忆入手，表达了作者对旧景、旧人、旧情的留恋，并注入了对国事颓危的忧伤。全词将对国事的隐忧与个人的伤离糅在一起，将写景、抒情、叙事融为一体，语言凝练，格调苍凉。
上阙“万里关河眼”一韵，劈空而来，境界颇大，写登临高处，放眼万里关河。此韵统以下两韵，只见天边夕阳残照，红霞渐渐收敛，凝望间只觉渺渺茫茫，一片虚无，一个愁”字带来多少惆怅!这黯淡的景物难道不是国运日衰的象征全词以景开章，为全词定下了黯淡怅惘的感情基调。“天低远树”一韵，继写登高所望：郊野旷远，湖水弥漫，山回路转。“天低远树”化用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极写郊外野旷，“潮兮断港”指潮水切断了港湾，描湖水弥漫之状。“路回淮甸”言淮水流域，山路迂回曲折。此三句以鼎足对写出眼前景观，对仗工稳，富有表现力。“吟鞭又指孤店”二韵，反用秦观《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表达了在金风玉露的秋天傍晚，又要远离亲友，孤身一人，挥鞭远去。“恨自古、才子佳人”一韵，将自己远离亲人的愁情，扩大开来，想从古到今，才子佳人都在为别离而饮恨。
下阙，继歇拍的“多感”展开笔墨。“吴王故苑”一韵，感叹自己只身离开苏州，再不见苏州满蕴兴亡的古迹；离别了良朋好友，再不能雅集一堂；现只能漂泊他乡，如蓬草一般随风飘转。“空吸”二字，蕴含着多少忧伤与无奈。“毫记烛”一韵，逆笔写在苏州时的往事。“挥毫”句，化用《南史·王泰传》语句，言自己才情横溢，及与反聚在一起吟诗刻烛比赛做诗的情况。“飞觞赶月”记自己与良朋们月下饮酒的乐事，此二句是“雅集”的具体内容，从行文上呼应“良朋雅集”。“梦销香断”一句，写在苏州的往事中，更值得追忆的是与苏姬的相识相知，而现在人已去，梦已无，香已断，这不禁令人感慨万端。“区区去程”言己身所在之处离苏州并不遥远，而“何限”二字却道出虽不遥远，却未能返回的遗憾。“倩片纸叮咛过雁”一句，言只能书写信函请鸿雁捎书了。“叮咛”一词，写出了叮咛嘱托的恳切之情。最后“寄相思”一韵，以景、情并叙作结。“寒雨灯窗”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表达了相思之情。“寄相思”一语，双绾上下韵，既是上韵鸿雁传书的内容，又是下韵灯窗夜话的内容。
此词在漂泊他乡，追忆友朋，怀念苏姬中，注入了对国事颓危的忧伤。其比兴手法除表现在开端一段的景物描写外，还运用了将对国事的隐忧与个人的伤离糅在一起，把沉郁之思打入艳情的写法之中。另外，此词在章法结构上亦存有时空变化快，将景、情、事融为一体的特色。时而写眼前景物，时而直抒胸臆，时而逆笔写异地往事，时而转笔叙写今日情事，在多次转折变化中表达了愁情。其三，词语凝练，善用不同词语表达怨情。如“愁凝处”“残照”“孤店”“恨自古”“故苑”“空叹”“蓬转”“梦销香断”“寒雨”等，故张炎赞曰：“吴梦窗善于炼字面。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不可不留意也。”正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所说：“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芳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郁之思，濒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欲学梦窗之缴密，先学梦窗之沉着。”
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作者陈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与祖母更相为命，以使武帝化严为慈，化对立态度的逞威为同一立场的体恤。“臣密言”，是奏表开头的一般格式。“臣以险衅，夙遭闵凶”，是第一段的综述，又是全文陈述苦情的总冒。“险”，不同于今天的“危险”义，《说文》：“险，阻难也。”贾逵《国语》注：“衅，兆也。”“险衅”，险恶的兆头。“闵”，病困，凶丧。“险衅”“闵凶”这两个词儿含义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读者导入惨苦的境域。什么“险衅”?什么“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小孩儿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抚养，竟然“慈父见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爱子，非求报。”可见父慈于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称“臣”，而用第三人称“孩”，旨在客观陈述苦情以使武帝动心。父亲死了，固然痛苦，如果还有慈爱的母亲一道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那还只是比较艰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是又一个大不幸!《晋书·李密传》：“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岁的孩子，既经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只被猎人击毙父母的没有羽翎的乌鸟，其寒伧、蒙昧、本能地求居觅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状可以想像得之。《毛诗序》：“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舅夺母志”典出于此，但这是托词（因为封建社会里人们把妇女在亡夫以后的改嫁视为丑事），也是作者对母亲宽解的一种孝行。从心理的通常情况看，似乎长者特别喜欢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欢孙子胜过儿、媳喜欢子女；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祖母刘氏对作者的特别喜欢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个失怙失恃的孩子，当然特别喜欢又加上特别同情了，这样，“悯臣孤弱”的“悯”其含义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贴切体会，祖母当然“躬亲抚养”了。《晋书·李密传》：“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岁不行”，也许是软骨病之类。如果孩子身体健康，祖母操心费力可能少些，竟是“九岁不行”，特异的体弱是又一种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费力的又一个因素。以上一句写“弱”，以下集中写“孤”。尽管有三种大不幸，如果家里人丁较多、外面亲戚不少，那还可以有若干圆通的余地，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孤”得够痛苦了，够奇特了，够长久了：一，从作者的父辈看，没有叔叔又没有伯伯。二，从作者的平辈看，没有哥哥又没有弟弟。《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汝）。”郑玄笺：“鲜，寡也。”
作者借用《诗经》一句，但“鲜”并不作“少”讲而作“无”讲，是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下跟“既无叔伯”的“无”避免重复的一种特殊词义。从外亲看，既没有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亲眷，也没有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没有为堂兄弟、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单枝独芽寡人一个。从经济看，门庭衰败，连个使唤的童仆也没有。最后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简括、有力、形象地刻画作者幼年时经历的那种寂寞、清贫、孤独、悲怆、冷酷、凄厉无告、遭人白眼的惨境。封建社会的世俗观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独生（无分男女）为正为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这个“九岁不行”，又是“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又是缺亲无故，又没有童仆的清贫之家的几世单传的孤根弱苗的成长，饱蘸着祖母刘氏多少关顾之爱，倾注了祖母刘氏多少矜悯之情，耗费了祖母刘氏多少操劳之力!不妨说，祖母虔诚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热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抚养作者上面，读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氛围之中而对作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刘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还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发生了，──祖母刘氏经受不了许多家庭变故的摧残，经受不了许多社会人心的冷遇，经受不了许多对孤弱孙儿的哀悯和担心，喂养和抱持，事必躬亲，因而“夙”婴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汤药，未尝废离”，概括而又具体地写出了作者对祖母的孝谨备至。《晋书·李密传》：“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从“而刘”到“废离”不过寥寥几句，却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以下论列紧紧把这几句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
第二段历叙朝廷多次征召，优礼有加，都由于“刘病日笃”而有着“报国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晋武帝的疑虑，为下文请求“终养”埋下伏线。“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对晋武帝的最高颂词；更有对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词隐喻作者犹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润因而茁壮成长。武帝担心作者以事奉祖母为借口，实在是对新朝持反对或观望的态度，作者更担心如果措词失当会引起武帝疑虑将有杀身之虞。“奉圣朝”，臣仆称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的话，称呼和感激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臣对君主说话，因而心弦为之一弛。“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又作为一个过渡引导到“陈情”上来，以下具体地陈述“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举作者为“孝廉”，这是褒德；二是刺史荐拔作者为“秀才”，这是称才，但是“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辞不赴命”乍一看来并非“沐浴清化”，其实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顺和与事有原则和有才干，而且体谅了作者的惨苦处境，通情达理，言到行成。由于是地方官吏，又由于是以前的事，只用“供养无主，辞不赴命”简单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而且要作者做特别亲信的宫廷侍卫之长；不久又授予辅佐太子的官职。面对最高统治者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密越发不能简单从事了，于是“具以表闻”。
在武帝看来，李密对这种厚爱竟然“辞不就职”，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作者巧妙地写道：“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作者主动说出武帝心中想要说的，而且是这样委婉，这样诚恳，武帝当然会心平气和了。但这话毕竟是作者所说，从以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获得武帝的谅解，而是遭到强迫手段：“诏书切峻，责臣逋慢。”“切”，“峻”，“责”，“逋”，“慢”，都准确鲜明地刻画了武帝当时的恼怒情态。郡县风驰电掣地执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体贯彻王命，是“临门”，是“急于星火”，先后六个四字句，非常精练形象地描绘了一幅雷厉风行无可阻遏的催命图，这与上文所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为鲜明的对照。“臣欲奉诏奔驰”的“奔驰”用得绝妙，它有力地显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为皇家奔走效劳的焦急心情，“刘病日笃”的“日”字又准确地显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为时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应用了二难推理：“欲奉命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循私情，则告诉不许”。二难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联合起来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两个，结论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说，“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对作者的某些疑虑。其实呢，辩证地看，这里的根本观点是“先徇私情，后报国恩”。如果是先直截了当地提出“愿乞终养”，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难，这里形式上提出两难，正是作者与事为文的高超所在。怎样进一步说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把读者引向下面的关键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提出晋朝“以孝治天下”这个治国纲领，陈述作者特别孤苦的处境和作者的从政历史、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进一步打消晋武帝的疑虑。《韩非子·说难》：“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作者紧扣治国纲领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见《说难》）。圣朝“以孝治天下”，并且做到“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热切称颂朝廷褒扬孝行态度坚决、措置得当，却更是为“愿乞终养”设置根据。于是说出了“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副词“特”和两个形容词“尤”“甚”集中有力地写出了作者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特殊，那就越发应当而且必须“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许可以认为提出“愿乞终养”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坏，因为“以孝治天下”是讲法，“凡在故老……”是说理，都还只是一般的论辩艺术，都还没能进一步打开武帝的心扉。聪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开一笔，索性刺刀见红，把情节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机警地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人生态度以及从政思想来一个彻底交代，全盘亮相：“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少”“仕”“历”职说明了仕臣之久，供职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尽忠守节于西蜀，而是为了“图宦达”。既然“图宦达”，就说不上“矜名节”，就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虑。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这个“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深感“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完全应当“士为知己者死”，怎么可能徘徊犹豫、另有所图呢?这又进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虑。在武帝看来，皇君至高无上，降臣至卑无下，动不动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压。作者看准了这种心理状态，尽量把自己压低，把国恩抬高：“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一个“贱”字，仍旧感到不足，再加上一个“微”字和一个“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与此同时，国恩深重是“过”蒙拔擢，是“宠”命“优”“渥”（“优”“渥”同义），前朝降臣恩荣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奋无已，效忠不二，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着用反诘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强陈情语气而不会激怒武帝，降臣对新主竟能如此措词这是少见。也不是守节蜀汉，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说，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惨苦图，亦即祖母刘氏的病笃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个隐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临头，而且是很快地临头，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刹那的时机，完足一刹那的义务，享受一刹那的幸福而已，这已为下文“报刘之日短也”张本。
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愿乞终养”了，但聪明而又极其细心的作者还怕武帝认为以一般的孝敬长上为借口实在为的消极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综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连不可或离的紧密关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是一种意思，一种说法；“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还是这种意思，但是另一种说法，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区区不能废远”的结论。“区区”，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废远”，用“区区”又用“不能废远”，也是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以上两句出自肺腑，动人神魄，从悉心说服武帝体恤下情看，“区区不能废远”明确表示不能分离，比上文“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两可之说前进了一步。 [7]
第四段明确提出“愿乞终养”，表示要先尽孝后尽忠，以期感动武帝达到陈情目的。
尽管作者从法从理从情写得娓娓动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审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满足于“区区不能废远”的说法，还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高压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审慎地估计到尽管上文已经有种种刘氏大限不远的表白，但武帝还会认为“徇私情”跟“报国恩”的抵触，作者仍旧不能提出“愿乞终养”的请求，本段开头就亮出具体的时限说：“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岁，是中年人，风华正茂，报国多日；九十六岁，古来稀有，风烛瓦霜，瞬息可灭，很自然地得出“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的结论，这结论清楚地陈述“报国恩”跟“徇私情”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尽忠跟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据。从武帝设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为“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范例，更可以达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老练深沉的作者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乌鸟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拟，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又回溯到这是动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又是恳切、谦抑的天真流露，这种措词委婉得体，曲折有致，连铁石人也得回心转意，武帝当然不能拒绝。《尔雅·释诂》：“愿，欲也。”它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愿意”，应作“很希望”讲，表示愿欲之深。用了“愿”又用“乞”，同义的语词反复表示分外强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确提出请求以后，还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说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为了印证所说句句属实，了无欺诈，再作出了以下印证：“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所见”，“明知”，“共鉴”，异词同义，有力地显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当然，印证的作用远不在于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手段出发，成全了作者为时短暂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动神灵，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奇妙的是，作者还觉得意犹未遂，言犹未尽，情犹未达，理犹未顺，再一次请求“矜悯愚诚，听臣微志”，以便刘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获得成功。“愚诚”，“微志”，“侥幸”，“保卒”，一连串的词语，表示作者以最谦恭、最虔诚的口吻含泪哀求，催促武帝彻底动情。更妙的是，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这比“尽节于陛下之日长”又大大进了几步：活着不惜人头落地，死了也要结草衔环。尽管实质是为了作者对祖母的高谊隆情，但作者对武帝的极其忠爱、无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于言表，使武帝越发深信作者陈情的诚挚和急切。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宛然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的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武帝叹为观止、霁怒为怜、予以怀柔呢?!《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李密是情真意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