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充满轻快旋律和酣畅情致的喜雨诗。这年夏秋间，久晴不雨，秋禾枯焦。至七月二十五日夜间止，大雨三日，庄稼得救。久旱遇雨，欣喜若狂，连衣服、床铺湿了也顾不得，表达了诗人的喜雨之情和对民生的关注。诗人欢欣鼓舞，写了这首七律。
首联写喜雨，从晚上下雨写起。“一夕骄阳”与“梦回凉冷”是鲜明的对比。诗人在闷热的天气中入睡，一觉醒来，白天烈日的余威已被全部扫除，代之以清凉舒适的夜风，原来天下起了大雨。这两句虽然是实事实写，但由原先对气候的不满忽地改变成很满意，细微地反映了诗人心中的喜悦。诗人同时又选了“梦回”这一时刻，来表达自己这份心情，更加显出意外地惊喜———这场雨，诗人已经盼望很久了。
次联写对雨的感受，用江西诗派诗人的惯技，融化前人诗句为己用。出句“不愁屋漏床床湿”，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句；对句“且喜溪流岸岸深”，用杜甫《春日江村》“春流岸岸深”句。诗虽用前人成句，但贴切眼前景事，与首联一意相贯，在原句基础上加了“不愁”、“且喜”二语，在旧句上翻出了新意，达到了能生能活而自成佳句的要求。诗是写听雨，又形象地道出了盼雨的心情，也隐隐表示自己的喜雨不单单是因为大雨赶走了炎热，带来了凉爽，这就引伏第三联的情感，也为尾联预留地步，所以元方回评说这联写得流动便利。
第三联仍写喜雨。一句是想象之辞，说明自己喜雨，是因为这场及时雨，使庄稼能喝个饱，秋收有望；一句是以听雨打桐叶，寄托自己欣喜的心情。江西诗派学杜，在炼字上花工夫，尤注重虚字的锤炼。这联中的“应”字、“最”字，都下得很有精神，加深了句意。不过，出句的“千里稻花应秀色”，也见唐殷尧藩《喜雨》诗，不知是偶同还是有意袭用。钱钟书《宋诗选注》对这联的对句有独到的评价：“在古代诗歌里，秋夜听雨打梧桐照例是个教人失眠添闷的境界，像唐人刘媛的《长门怨》说：‘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和雨断昭阳。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又如温庭筠《更漏子》词说：‘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曾几这里来了个旧调翻新，听见梧桐上的潇潇冷雨，就想象庄稼的欣欣生意，假使他睡不着，那也是‘喜而不寐’。”这段话，对我们理解这句诗很有帮助。当然，说到底，这样的写法就是将旧事翻新，打破常规，也就是江西诗派要求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及“脱胎换骨”。
尾联纯抒情，把原来的情感更转高一层，说遇到了这样的好雨，像我这没有田地的人尚且如此高兴，更何况那些盼望丰收、渴求雨水的农夫们呢？诗用“犹”、“何况”数字承先启后，是故意通过自抑而达到高涨。正因为诗人没田，他的欢欣鼓舞才有更深的意义，他与民同乐的心意也完全表达了出来，所以清纪昀评说：“精神饱满，一结尤完足酣畅。”
这首诗从谋篇到句法，都是典型的江西诗派风格。但诗写得情真意切，所以不觉得峭硬。尤其可贵的是，江西诗派学杜，常常表现在技巧上；这首诗学杜，除技巧外，还学习了杜诗关心民瘼，注意在诗歌中树立自我形象，讲究诗格，所以更为成功。
此诗是拟左延年之同名诗作，写秦氏女报仇杀仇家的侠肝义胆。左延年原诗风格朴质，形式自由，多五言，也夹杂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句，富有汉代民歌的特色。李白的这首拟作把它改成了工整的五言诗，不仅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及其精华部分，字数也压缩了一多半，更显得诗意盎然，而且人物的刻画鲜明细致，形象突出，确是以古为新的佳作。
诗的开始两句简括地介绍主人公：“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它从左延年诗“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化来，首先指出秦氏女的住地，第二句“秀色如琼花”是左诗所没有的，他只说“秦氏有好女”比较笼统，此处增添了这一句，便突出了她如花似玉般的形象，“如琼花”的比喻启人联想，给人以娇美动人的实感，言外还暗示出这样“如琼花”的弱女子为报父仇白昼杀人真是出人意表。
接下去转入凝练简洁地复述故事：“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因为秦女休“杀仇家”的原因等等在左延年、傅玄的诗中介绍较详，此篇既是拟作就可以省略了。傅诗对她杀人报仇的原因表述得很清楚：“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仇人暴且强”明确说明：秦女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不畏强暴是勇敢的。她不是无谓的杀人，而是由于对方“强且暴”，枉法肆虐，加之“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在这种形势下，她只好挺身而出了。
五、六两句虚实结合，先刻画人物，然后以深挚赞叹的口吻把主人公“英声凌紫霞”的鲜明形象送到读者面前——“罗袖洒赤血”，平平五字，给人的印象极深。“罗袖”，点明妇女身份，一般来讲，她是与杀人溅血无缘的，可此时却出现了“洒赤血”的非常情况，则其人面对强暴，敢作敢为的“英气”就可以想见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叙述秦女报仇以后直上西山为关吏阻拦，她自言为“燕王妇”，而且表示甘愿领罪，就是被加以“诏狱囚”的罪名也是“不畏落爪牙”的。这些绘影绘声的描叙，既增强了诗的故事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突现人物坚强英烈的性格。“婿为燕国王”左延年诗作“平生为燕王妇”，都是民歌常用的夸张写法，它联想了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的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强化了戏剧性，使诗平添了起伏跌宕之姿。
以下四句交待秦女即将受刑，忽然传下赦书，绝处逢生，人心大快。左延年诗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这里写了她上刑场前身带刑具（“曳梏”即脚镣）凄苦情态，乃至两个刽子手手持“五尺刀”即将行刑，在“刀未下”的紧急时刻，忽然传来放赦时的打鼓声。两相比照，互相补充，可以使诗意更为明晰。
末二句用聂政姊来比秦女休，披露全诗主旨。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肯定歌颂主人公“万古共惊嗟”，表现了李白素重豪侠的英勇及妇女对理想追求的愿望，加之诗的前后呼应，叙事具体，气势充沛，一气贯注，虽是拟作，却足以见出作者独具的思想特色及艺术成就。
《杨白花》这首诗是柳宗元在永州后期写的一首乐府旧题诗。许顗《彦周诗话》说：“子厚乐府杨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有人说这诗是作者自况，也有人说是作者读书咏史，不是自况。但不管是什么，读者从诗中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情”去探讨，就可以知道了。
作者在诗中第一句就直描杨白花被风吹走了，吹到江南去了，风吹走的不仅仅杨花，吹走的更是宫中的春光。人去楼空，即使是春的季节，却已无春意，因为整个宫里的树木都已凋落了，没有一点春色。作者用极简洁直白的语言抒写在大好时光里却感受不到春意的遗憾之情。这就像宫廷大贬有用之才后，朝廷已无栋梁之才，就没有了勃勃生机，就不能振兴中唐业已颓败的形势。作者在诗的前两句中直呼直叙，使得全诗蒙上悲愤怨恨的情绪色彩，读者读罢无不为之心中震撼，为之动容，为之流泪。
这首诗，是作者站在朝廷的角度，从朝廷的立场来写的，所以这首诗应写于柳宗元在永州的后期。因为在永的后期，作者的思想已发生了变化，回乡无望，他作好了在永长期呆下去的思想准备，因而也改变了他刚到永州时仅对个人命运的悲叹，从更广阔的角度，认为朝廷大贬有识之士，也是朝廷的悲剧。宫中凋零，而江南却是柳色青青，白絮翻飞，春光融融。但是江南春色却没有人赏识，那春光就毫无意义。大贬有用之材，对朝廷，对人才个体都是重大损失。
最后一句，作者更是借用诗题的源头，来诉说悲愤之情。通宵达旦歌之的是“悲绝的哀歌”，哀什么，悲什么呢？托“白花”抒哀怨之情者，古已有之，比如《诗经·小雅·白华》就是借菅、茅白花起兴，抒发了一个被遗弃了的女子对情人朝思暮想的哀怨。然而，这首诗决不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离别情。柳宗元主张的是“文以载道”，他的诗文作品无不是饱含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治国主张和他失败之后的悲愤之情。只不过这首诗，作者所站的角度不一样，他从另一个角度借用想象，抒发自己被贬的情感。纵观柳的诗文，他写男女悲欢之情的作品是没有的。他是一个有救国复兴主张的人，这首诗的悲哀是人才的悲哀，作者是从朝廷的角度，来抒写对人才的呼唤，抒写对朝廷滥贬人才的悲愤之情，抒写的是作者对朝廷怨而不恨，悲而不怒的复杂情感。这首诗字字句句都包含了悲愤、哀婉之情，没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写得出的。
这是一首寓言诗。唐柳宗元曾作过一篇《憎王孙文》，对别名王孙的猴子大加挞伐，说它们“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此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此恒蒿然”。王安石这首诗，很可能是受了柳宗元的启发。
诗写得明白如话，说自己在海上看见一座光秃秃的此，一打听，原来此上住着一大群猴子，只知摧残，不知爱惜，更不知收藏播种，却越生越多，以致此上草木都被吃光弄死，生活没有了着落。是寓言诗，自然有它的寓意。王安石没有像白居易写新乐府那样，直接说明自己作诗意图、所讽刺的对象，后世便自己去寻求解释。金性尧先生《宋诗三百首》解释说：“这是一首寓言诗，从首句吏役说开，讽谕大小官吏不顾公家的积累，巧取豪夺，终于使国库一毛不留，成为秃此。”这是从传统的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论上展开，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读这首诗，至少还可以从中悟出两点启发与教训：其一，人们必须爱护自然资源，注意培育与发展，不能任意摧残，如同诗里的猴子一样，攀援穷幽，日益侵牟，最终弄得此上一毛不长，受害的还是自己；其二，人们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有限，而“生生未云已”、“子众孙还稠”，终将坐吃此空，到后来噬脐莫及。
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诗在王安石的作品中算不上好诗；从思想上来说，它能引起人们在多方面儆戒，是很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