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
对比手法 1.诗写的是写秋日之柳，但诗人不从眼前写起，而是先追想它在春日的情景，然后再回到眼前的柳上来。你看，在士女如云的乐游苑上，在繁华似锦的春日，婀娜多姿的春柳和飘然起舞的舞女在热闹的舞筵上结合了起来，分不清谁是舞女，何为柳枝，意境是何等的优美！而眼前的秋柳，却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景象。“清秋”“斜阳”“秋蝉”点染了环境的凄凉，春日之柳的繁盛，正反衬出秋日之柳的枯凋；春日愈是繁华得意，愈显出秋日之柳的零落憔悴。诗人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秋柳稀疏衰落的悲叹之情。全诗句句写柳，却不着一个“柳”字。句句写景，又句句抒情。诗人年轻时充满幻想和信心，怀有远大抱负，正如洋溢着勃勃生机的春柳。然而由于党争倾轧，诗人一直过着一种沉沦的生活，诗中经历荣枯悬殊变化的秋柳，正是诗人自伤迟暮、自叹身世的真实写照。 2.以春柳作比，来写秋日之衰柳，春日之柳的繁盛，正反衬出秋日之柳的枯凋；春日愈是繁华得意，愈显出秋日之柳的零落憔悴。李商隐青年时就中进士，怀有“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远大抱负，然而由于党争倾轧，长期沉沦下僚，此时悼念亡妻，悲叹前路，其心情之惨苦可想而知，诗中经历今昔荣枯悬殊变化的秋柳，不正是诗人自伤迟暮、自叹处世的生动写照？
“逐”有随着之意，用了拟人手法。本来是东风吹动柳枝，用一“逐”字，说柳枝追随东风，变被动为主动，形象更加生动可爱，表现了柳枝的生机可爱。
春日柳长，迎风摆动，但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赋一“逐”字，把柳人格化。本是风吹柳动，却偏要写成柳逐风起，再加上“拂舞筵”三字，更易让人联想到那迎风而动的柳条就是一位酒筵之上翩翩起舞的美女，翠袖绿裙，左摆右摇，煞是好看。可谓将拟人手法运用得深入无痕。
第四句两个“带”字也分明是将柳写作人。两句连起来读，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你怎么愿意在清秋之日，既带着昏黄的斜阳，又带着凄鸣的寒蝉呢？诗人把斜阳照柳，秋蝉鸣柳反说成“带斜阳又带蝉”，这一反，却将柳的形象凸现出来了。
《赠柳》，其实就是咏柳。咏而赠之，故题曰“赠”。前人认为此诗有本事，冯浩并认为系为洛阳歌妓柳枝作。由于年代久远，别无旁证，真实情况，已难考知。
李商隐对柳很有感情，他的诗集中，以柳为题的，多至十几首。这一首同他别的那些咏柳诗不同，它的背景不是一地一处，而是非常广阔的地域。“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首联就从京城长安到大江之滨的江陵，写柳从北到南，无处不在，“掩映”“参差”，秀色千里。
“掩映”、“参差”，是写柳色或明或暗，柔条垂拂的繁茂景象，点出时间是在春天。由“从”（任从）到“更”的变化，把柳的蓬勃生机，渲染得更加强烈。次联“风流”、“婀娜”，则是写柳的体态轻盈。柔长的柳枝，千枝万缕，春风吹拂，宛若妙龄女郎，翩跹起舞，姿态是非常动人的。“见说”是听见别人说，包括古今之人对柳的赞赏。“来当”句是说自己见到眼前之柳的时候，正当其婀娜多姿之时，表现出诗人的欣喜之情。上面四句，从广阔的背景上，对春柳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写出了她妩媚可爱的风姿。
下面接写柳色绵延不断。一到春天，路旁堤畔之柳笼烟罩雾，葱茏翠绿，望之令人心醉。诗人的目光，正是被这迷人的柳色所牵引，向前移去，直到桥边，眼看柳色就要被隔断，可是跨过桥去，向旁一弯，却又顺着长堤，向前延伸，最后虽然眼中已望不见柳，但心中仿佛仍然见到青青的柳色向远方伸去。“行”作“行踪”、“踪迹”解。“意相随”既指春柳傍随长堤而去，也指诗人的心为柳所系，紧随不舍，最后直至青楼酒旗、柳花似雪之处。“青楼”、“酒旗”是人间繁华之地；飞花似雪是春柳盛极之时。“忍”即忍心之意，字里透露出诗人的痛惜之情。花飞似雪，固然美极盛极，然而繁华已极，就意味着离凋谢不远。两句把春柳的繁华写到极致，也把人的爱惜之情写到极点。纪昀评此诗云：“五、六句空外传神，极为得髓。结亦情致可思。”（《李义山诗集辑评》）这四句，意境很美，言外之意不尽，很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写羁旅愁怀。开头四句隐含旅愁，接着描绘了一幅萧瑟凄凉的秋天薄暮图，篇末才点明“离人又在天涯”，把离愁乡思一气呵出。全篇语言清丽，情景交融，其主要特色首先是捕捉形象的手法高明，其次是善于运用反衬的手法，其三是衬字多，但多而不杂，运用得圆转灵活，体现了郑光祖散曲创作的某些特色。
此曲一开头，就勾勒出一幅倦客行旅图。“弊”、“倦”、“萧萧”等字眼，显示了征人长途跋涉的经历。而“一竟入烟霞”，则含有漫无目的、不知所之的迷茫意味。这样的起笔，自然引起了读者对征人的关注。
“烟霞”除解释烟云外，还有“野景”的释义，所以“一竟入烟霞”也是为下文集中写景所作的过渡。从第五句起，作者的笔就跟上了游子，从他的眼里来看待面前的野景。时节正是清秋，弓风掠动着田野上的庄稼和水面旁的芦苇。“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兼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秦风·蒹葭》）弓风里的禾黍使人感到衰凉，秋水边的兼葭使人感到寒凛，对征人来说，这一切就是“动羁怀”，这三字决定了他审视秋景的黯淡心理。向前方看是几株老树，停栖着数不清的缩头垂翅、无精打采的乌鸦。仰望天空，是几阵南归的大雁，呀呀地啼叫着投向沙岸暂息。“千点万点”与“三行两行”在视觉上形成了密与疏的对比，但触发的愁意却没有数量上的差别。这样的秋景连读者也感到凄凉，征人惹动客愁，不堪忍受，是情理之中的事。
接着出现了水村山郭。水流南折，产生了旋涡，渔夫设网张竿，等着鱼儿上钩。写出渔具钓船而不见主人，当是时辰已暮，各自归家造饭。再远一些，小桥尽头的溪岸边，竹篱茅舍，隐约可见几户人家。溪沙上不见浣洗的人影，看来也是同样的缘故。极目遥望溪后的山谷，血红的丹枫，金黄的野花，尽扑眼帘。色彩如此明丽，可知是留住了夕阳的影子。这一段秋景若让读者欣赏，应当承认说疏朗清丽，大可流连。但对于浪迹天涯、无家可归的征人来说，除了凄凉断肠，还能有什么感想。末两句点明题旨的感慨，可以说是征人迸发着血泪的呐喊。这同马致远的名作《天净沙·秋思》一样，都是在写景之末点明“人在天涯”，用景色来衬现旅愁。但由于两者篇幅不同，便自有铺陈与含蓄的区别。
金代董解元《弓厢记诸宫调》有一首《赏花时》：“落日平林噪晚鸦，风袖翩翩吹瘦马。一径入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带霜滑。瞥见个孤林端入画，篱落萧疏带浅沙。一个老大伯捕鱼虾，横桥流水，茅舍映荻花。”该曲与之有相近之处。可见元散曲选取典型景物的写法，是继承了民歌与民间说唱文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