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第一首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诗作一开始就渲染出一种阴冷、低沉、压抑的氛围：北风劲吹，强敌压境。诗人似乎看到了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也似乎更深一层看出了社稷倾危，江山难保。突骑：突人对方阵地的精锐骑兵。
“三秦形胜无古今，千里传闻果是非”。紧承上两句，诗人的这种担忧还是真的表现出来了。在一声反问中引出了自己内心的沉郁隐痛，悲愤、沉痛、失望的心情溢于言表。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这两句是作者在得知岐阳陷落之后的设想。句中几处地方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表现出入侵者的凶狠、残暴、野蛮，同时也流露出元好问同情老百姓，心忧国难的思想感情。
“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这两句直抒胸臆，悲慨沉痛，语短情长，感人肺腑。
第二首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元好问身在南阳，却心系失陷的岐阳，写岐阳失陷，又回顾了十年战乱带来的惨状，可谓思绪悠长。“暗”字巧妙渲染出战地暗无天日的场面。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诗句从“望”字生发开去，望中已知音讯断绝，望中如闻陇水呜咽，望中悬想沦陷中的岐阳，从而为下面对岐阳空城的描述作了铺垫。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这两句情感极其低沉悲痛。江淹《恨赋》：“试望平原，蔓草萦骨。”元好问在本诗中加入“有情”二字，使自在生长的野蔓草也变得灵动起来，而且还注入了感情的力度，可谓力透纸背。接下来，面对夕阳残照的空城，作者呼天抢地，责问蒙古军屠城罪行。人们读后，不禁一陲魂颤。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如果说上一句的质问还比较笼统，这一句的质问就落到实处了。诗人责问上苍，痛恨蚩尤，表现出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惨无人道战争的极端憎恨。
第三首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面对积弱不振的现状，诗人痛苦地反思过去，回顾历史，希望从中找出重振国家的良方妙策。
“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这两句和前两句都是描述金朝全盛时的景况。诗人有好几处运用典故，意在说明往日的繁盛与强大。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猎猎是风吹的声音，潇潇是水流的声音，诗人连用两个象声词，极其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岐阳城的荒凉与冷清，与往日的繁盛热闹人声鼎沸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
“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全诗在悲怆的抒写中，陡然引入了对险峻华山的描绘，颇能让人产生几分突兀之感，其实这样写不仅是慨叹由于人为的防备不足，使险要的山川、天然的屏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也隐含着元好问愤愤不平的书生意气。宋玉《大言赋》有“长剑耿耿倚天外”之句，元好问在本诗中以倚天长剑比喻险峻的华山。意在提醒金朝统治者要加强防务，可谓在沉痛中见警策。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描绘豪侠的形象。
“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讲述豪侠的倜傥不群和武艺高强。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表达豪侠不拘礼法，疾恶如仇。
“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虽写豪侠的爱国精神，实则也隐隐流露出诗人想建功立业的寄望。
“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最后四句是说打败敌人，胜利归来，既不会阿附权贵、居功邀赏，也不自命清高，隐居草野，要继续过游侠生活。
在这首诗里，诗人以热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夸张的语言，刻划了一个武艺高强、报国杀敌、功成退隐的侠客形象。他出身高贵，剑如秋霜，袍饰明珠，艺高胆大，堪与名侠剧孟比肩。他虽身玺百战，威震胡虏，但功成后又任性使酒，不肯俯身下拜萧何曹参之类的高官，而是隐居于荒山野径。
他潇洒倜傥，豪迈勇敢，不拘礼法，疾恶如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富于爱国精神。当祖国的统一和安定受到威胁时，便“发愤去幽谷，从军向临洮”，不计身家性命，英勇杀敌，立功疆场，而胜利归来时，既不阿附权贵，居功邀赏，又不消极退隐，逃避现实。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着李白的任侠思想。显然，他的这种任侠思想和他进步的政治理想，他的反对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因而也显示了这种任侠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