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此诗从开元乐写起，引出了唐王朝由胜转衰、安史之祸的缘由，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战祸连年造成的悲惨现状。全诗以不见行踪的“悲愤”二字为宗，勾连各句，将跳跃幅度极大的四联诗融为一有机整体，表现出较为深厚的艺术功力。
首联“莫奏开元旧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的句意：不要再奏响那些霓裳羽衣舞和秦王破阵舞曲（虽然出现在李世民时代，但是开元时期仍在演绎），那是过去《忆昔》的回忆，想到这些，那辉煌的时代，对比此时兵荒马乱，“路有冻死骨”的惨景，真是悲从心起。
颔联“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金车十里香。”写两处场景的不同比较，王室后孙却遭遇软禁，生不如死，在三更尚不能眠，笛声哽咽，催人泪下，而那单单一个虢国夫人的车马，就是贴金镶钻，所谓宝马香车，暗示开元时候的物质生活糜烂，更飘逸出了夫人使用的熏香。两处对比烘托出唐朝政治失利者的悲哀和当朝者和宠臣们的逍遥。
颈联“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安禄山的胡人背景有《胡旋舞》为证，大概的词句为，“内有太真外禄山”。因此，说他们是蛮夷之乱也不为过。安禄山在蓟北筑城招兵买马，贮存武器钱粮，谋反叛变，汾阳王郭子仪长期征战，岁月销磨于疆场之中。
尾联“中原骏马搜求尽，沙苑年来草又芳。”最后一句，诗人发忧古之思，看到凄惨情景，不由叹声遽然，战事连连，中原的男儿被抓为壮丁当兵，连骏马都搜求一空；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岁月变迁，沙苑之战，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但是这一切过去，意义也不过如此。老百姓死的死，亡的亡，只有这青草还在生长，其他的都转瞬即逝。
这首诗采用以小见大的写法，从开元后乐讲音乐这个题目，写出唐代兴衰的大感触来。这种以小见大，还有见微知著的作用。
全诗四十八句，按内容分为五节。前十句为一节，写题目中的“水谷夜行”作为全诗的引子。首两句写夜班更深起行的感受。首句鸡声惊起，憨、号、荒这些字给人以荒凉冷落的感觉，“山壁月倒挂”写月将落的景色，生动形象，和首句的荒寒相映成趣。三、四句写早行赶路。五、六句回忆初离京师，时值初夏，而现在已届素秋，强调出行之久。这些都为下文怀念京师作垫。同是写将晓的景色，李商隐的“长河渐落晓星沉”是凄丽，而“高河泻长空，势落九州外”则是气势雄浑，境界开阔。九、十两句写天将拂晓，睡意全消，自然引起下文怀友之念。
“缅怀”二句，诗人由眼前的侵晓夜行想到当日京师的文酒高会，冷落的行旅和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文笔从高会的众宾收缩到诗人所畏爱的苏、梅二人。古人称值得敬佩的朋友为“畏友”。“可畏爱”三字引出下面几节对苏、梅的评论，直贯篇末“双凤凰”的比喻。“篇章”两句总写二人创作之富，声名之高，难分上下。这是总评，为下两节分评起个头。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专论苏舜钦的才气。《庄子·齐物论》说：“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作则万窍怒号。”“万窍号一噫”就是用《庄子》的语意来表现“气尤雄”的程度，说他作诗的气势，犹如大风陡作，万窍皆鸣。苏舜钦又善写草书。“有时”两句暗用张旭（人称张颠）来夸赞苏舜钦的书法，这也是“气尤雄”的注脚。“譬如”两句写其奔放，这是兼诗和草书说的。“盈前”二句主要写其既多且好，但“难拣汰”三字于赞扬中也略有微词。这一节共八句，表现了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和草书家的形象，他的酒酣落笔、尽情挥洒的风神令诗人神往。
第四节十二句专写梅尧臣诗风的古淡，和苏舜钦的雄放恰成对照。梅尧臣比欧阳修大五岁，“梅翁”的称呼既亲切又有尊敬的意味。“事清切”的“事”是动词，表示梅尧臣刻意追求“清切”的境界。次句用流水穿过乱石的形象来比喻“清切”，但不是直说，而说成是“石齿漱寒濑”，就更显生动。这里暗用孙楚“漱石枕流”的典故，而不易使人察觉。“作诗”两句写梅尧臣诗的功力之深（相传梅尧臣日写一诗），又表示了诗人对梅尧臣诗的尊崇之意。“文词”四句写作诗之久，老而不衰。一般人年龄一大，才思往往不如年轻时的敏锐，因而诗的功力虽深，清新之感却逊于当年。而梅尧臣却不然，年龄心意虽然老大（其实这时才四十三岁），但文词反而更加清新。这句的“虽”字，有的版本作“难”，那么可以解释为全心全意作诗，不知老之将至（诗人青春长在）。单从这两句看，“难”字意味还长些，但和下面“譬如”两句接不起来，所以把四句合起来，仍以“虽”字为佳，两句因韵脚而倒装。“譬如”两句从“徐娘半老，丰韵犹存”的典故化出。用“妖娆女”作比喻，带有亲切幽默的味道。“近诗”四句写梅尧臣的诗风从清切到古硬，功力愈深，而一般浅人愈难欣赏。用“食橄榄”为喻，非常贴切，写出梅诗耐人细细琢磨才能欣赏的硬工夫，这是下节“古货今难卖”的伏笔。食橄榄这个比喻被后人沿用来说明一种生涩的诗风，如评黄山谷诗等。把这一节十二句和上节八句对比，看出作者用笔的变化。苏舜钦诗的特点是雄放，作者八句也如同一气喷出。梅尧臣诗“古硬”，别人不易理解，所以作者用十二句分三层来写梅诗的特点，先写作诗之久，叙作者为衬，再用比喻说愈老愈清新，最后特别提到“近诗尤古硬”，表明工夫老到，但“真味”必须细嚼得之，不能失此“古货”（古人不管自己怎么创新，总标榜越古越好）。作者的苦心尤在宣扬梅尧臣诗的高超。这两节是该诗的主要部分，又为最后一节的总结准备了条件。
最后一节十二句，分三层，“苏豪”四句为第一层，总结前两节的描写。苏舜钦诗虽容易为人欣赏，但用“徒惊骇”三字，也含有对当时舆论的不满。“二子”六句为第二层，对两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赞扬，将他们比作“双凤凰”，推崇备至，但“云烟”二句也表现出对他们的遭遇深感不平。“凤凰”既是祥瑞之物，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但刚一施展才能，立即受到摧抑排摈，两句“一”字紧相呼应，以表现当时世人的妒贤嫉能。在此诗写后不久的九月份，苏舜钦就因向朝廷进奏院祠神祭祀费酒而被小人告讦，贬谪而死。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一文里感慨尤深。“安得”二句一方面就“凤凰”的比喻生发，哕哕，本指凤凰的鸣声，这儿即指作诗唱和；另一方面回应篇首“二子可畏爱”的语意。最后两句为第三层，表示相思之情不能已，所以作诗寄问，交代题目中的“寄”字。因为诗人独行无友，风尘仆仆，想到当时京师文酒高会的盛况，想到苏舜钦、梅尧臣的诗才，诗人觉得，这时他们可能把酒吟兴正浓，不知道他的相思之苦，所以得寄诗相问。这样和题目中的夜行及第一节正好呼应。这两句总结全诗，略嫌草率，未能达到神完意足的境界，有点美中不足。
欧阳修在唐代诗人中极为推重韩愈，认为作诗当以韩愈为法。这首五古就是受到了韩愈诗的影响。在诗中写朋友的不同风格，韩愈《醉赠张秘书》说：“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欧阳修此诗就韩愈这种写法开拓得更广阔，把苏舜钦、梅尧臣诗风的特征予以尽情描绘，对社会上对他们的排斥极表不平。诗前的叙事写景简劲利落而语句凝炼，中间的评论形象生动又极富感情。全诗条理脉络清楚紧凑，是欧阳修五古中的一首佳作。
全诗三章，前两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说苕华盛开，一片黄色，叶子青青，沃若葱茏。这两句诗人以所见苕的花、叶起兴，苕叶青花黄，充满生机，而荒年的人民呢，却难以为生。诗人由联想导入感慨，两章诗的结尾两句即是所感。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难有活路，反不其苕一类植物，活得自在，生命旺盛。为此，他心里忧伤不已，竟至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其无生”的话，实在悲哉痛哉，愤极恨极。
前两章尽管诗人感情激切，难以压抑的忧愤，几其烈火喷射而出，但是这一忧愤产生的原因，还是隐含在比兴之中，到第三章才加以揭示。“牂羊”两句确其清方玉润所说“造语甚奇”（《诗经原始》）。正因为“奇”，所以旧说纷纭，多不得要领。其实这是诗人诉说忧愤的原因，意思是说：荒年无物可食，宰母羊吧，可是它瘦弱得只剩下一个大头；打鱼吧，水中捕鱼的竹器中只有星光不见鱼。最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最沉痛的呼号，人吃人，同类相残，本已惨绝人寰，可是此诗却说，即使人可以吃，而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可以想见，吃草的羊都已瘦得无肉可吃，何况饥饿已久的人呢。不消说个个枯瘦其柴，就是把这为数不多的人全吃了，也难以饱肚子的。说得何等毛骨悚然，把惨景更推进了一步，较之唐人所写的“足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的诗句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对于这两句话王照圆还特地记下她闻见的一段事实，加以印证，其文说：“东省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男卖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目所亲睹，读此诗为之太息弥日。”并自注云：“巳、午间，山左人相食。默人与其兄鹤岚先生谈诗及此篇，乃曰：‘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附记于此。”可见，此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从邻人的老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一层不说。这摆明了是批评主人家不对，同样的意见因为亲疏远近而态度迥异，所谓“薄者见疑”。意即亲疏厚薄是一种妨碍，妨碍了主人家对真相正误的认识。
其实韩非本意倒非批评“智其子疑其邻”的主人家，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其实除了老天爷，没人能够批评失窃者的怀疑。因为老天爷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破案之前不能说三道四。而韩非子讲故事很缺德，最后没说案子破是没破。这怀疑就一直都很合理。“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子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美利坚、不列颠、俄罗斯或者爪哇国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必将是最重要的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启示：两个人会因为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