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这首《夜平乐》写春日离情。上中下三叠，上叠写大自然绚丽的美好春光，意象错杂叠呈，色彩斑斓；中叠写春光中嬉戏的美丽少女，生命活力和自然景色相契如一；末叠情感陡然直下，直抒漂泊生涯中孤寂的情怀。
首韵三句中，展开广阔的视野，先以“艳阳天气”概写时序，又以“烟细风暖”渲染弥漫于空间的和煦春意，再以“芳郊澄朗”给广袤原野涂上春色，“闲凝伫”三字既写词人自身在春日郊野中的情态，又点明此叠所绘春景都是“凝伫”中之所见，从而增加了所绘景色与人的亲和力。次韵以“渐”字领起两个四字写景短句，描述春日的“亭台”、“佳树”。亭台本是没有生机之物，它不会随着节序的变化而变化，词人缀以“妆点”二字，让大自然的变化为亭台铺设美好的环境，装扮了亭台，使亭台随之也面貌焕然一新了。佳树是有生机之物，它随着节序的变化而变化，此刻，它柔枝渐伸，嫩叶舒展，词人以“参差”二字修饰，再恰当不过了。领字“渐”使春日的亭台、佳树处于正在变化而益发悦目的状态下， 使词人笔下的春景更为鲜活生动。这个“渐”字与《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里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渐”字，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韵四句承前韵之“佳树”，细写其中的“垂杨”、“浅桃”、“桃李”。以“垂”状写杨柳袅娜之形，以“绿映”状写杨柳清嫩欲滴之色；以“夭夭”状写桃李娇美的情态；以“嫩红无数”涂染桃李以娇艳的颜色，又与垂杨之绿相衬相映。在这一韵中，词人绘制了一幅色彩鲜明耀眼的绿树繁花图。末韵八字仍承“佳树”，以前韵三句描绘的画面为背景，再以工笔细绘佳树间的“绮燕”与“流莺”。“绮”本是花纹倾斜的丝织物，词中借用来状燕子展翅斜飞的体态，新颖别致又十分传神。以“流”字修饰莺，则是表现黄莺轻盈流动的舞姿和谐婉流啭的鸣声。“绮燕流莺”四字前的“度”字绘出了莺燕穿飞于垂杨桃李间的情状，而之后的“斗双语”三字，更以拟人手法赋莺燕以灵性，让它们双双地相对召唤。而且它们的双双斗语，又为后叠词人自身愁情的引发埋设了伏笔。
词至此，词人已展现了春回大地，生机无限的“艳阳天气”。继而中叠以上叠之艳阳美景为背景，描绘这个背景中活动着的一群游春少女。
“翠娥”二字为此叠开端。以局部代整体是人们习惯用的修辞手法，柳永单单择取翠墨色的长眉写少女的美貌，给人以清纯秀丽之感。“翠娥南陌簇簇”，“簇簇”二字既写其人数之众多，更写其气氛之热烈，“南陌”二字尽管是写地点，但夹在 “翠娥”与“簇簇”之间，就画出了少女们的行动路线，以及少女们远远而来愈走愈近的效果，使整个画面有了动感，立即活了起来。接下来，“蹑影红阴”二句写少女们在“嫩红无数”的桃李树下轻松徐缓地移动着脚步，那份自在已在其中，但“娇步”二字稍觉俗腻。她们越走越近了，词人不仅已经看清了她们的“韶容”和“抬粉面”的动态，还体味到这“韶容”竟引得“花光相妒”。此处词人再用拟人手法，以桃李之妒写少女之美。这些少女们自然也看到了观赏春色的游人，所以不免有些娇羞之态：“绛绡袖举。云鬟风颤，半遮檀口含羞，背人偷顾。”词人以四个参差交错的句子来描绘她们的表情与动作，“绛绡袖举”是“半遮檀口”的动作，“云鬟风颤”是“背人”又“偷顾”的结果，这四句语序别致，动作表情中又含心理描写，但写的有些矫情作态，不及“翠娥南陌”的清纯、“蹑影红阴”的绚烂，与后句斗草嬉戏埘的天真本色也有些失谐。此叠未句写少女们“斗草”之戏，前缀以一个“竞”字，写出了游戏激烈竞争的场面，后缀以动作描写，把少女们拔下金钗为争胜赌注的热闹场面表现了出来。这里不可忽略了“笑争赌”的这一个“笑”字，虽只一字，然力重千钧。“笑争赌”既是场景描写，更是性格化的描绘，完全再现了女孩子们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活泼欢快；如无这一个“笑”字，就成了一群莽汉斗草，完全失却了女孩子可爱的本色，更有什么美感可言。
至此，词人以一叠文字绘制了一幅富有情趣与生机的少女游春图。
词至未叠，首句“对此嘉景”四字，结上启下，以“嘉景”二字总括以上两叠的内容，以“对此”二字点明如上“嘉景”既是自己所亲临目见，更是引发自身情愫的触媒。二、三两句“顿觉消凝“与“着成愁绪”之间有一个情感转换变化的过程。词人陶醉于嘉景之中，霎时间形消神凝，竟忘掉了自身的存在；但陶醉毕竟是短暂的，他旋即回到了现实，“嘉景”中的艳阳春色、双双莺燕、娇美女娃反惹出自己满怀的愁绪。
以下连用四个领字句。以“念”、“忍”、“空”、“叹”四个强化感情的领字，引领出四个层次，层层铺衍自己的愁绪。词人由眼前嘉景特别是其中的少女，“念”及自己那曾经“解佩”相赠的恋人，她那轻盈的身影如今不在词人身边。“嘉景”、“良时”，双双莺燕度柳穿花，正应双双情侣共度，而今词人却独自一人，自是辜负了良时美景，辜负了心上之人。词人不忍辜负，但又不得不忍心辜负。一个“忍”字领起“良时孤负少年等闲度”，写尽了词人内心的苦痛与失衡。词人不禁极目远望并回首前尘，但看到的却是令人心伤的“斜阳暮”，伊人不见，前尘不再，遥想与回首也是徒然，这就是“空”字的分量。最后词人只得哀叹自己如浪中之萍、风中之梗的身世处境，前途渺茫。一个“叹”字，使词人那深沉的叹息声如在耳边。末叠最后的四个领字句，每句为一韵，一层比一层深地叙写一位多情游子内心无可疗治的伤痛与无奈，显示了柳永擅用领字抒发情感的长处，十分真实地向世人剖露了他内心的一切。
全词三叠，纵向看，依序写来，由客观之景而及景中之人，由景中之人而及景外之己，环环相扣，逐叠深化，纹丝不乱，富有层次感；横向看，三叠分别写景、绘人、抒己，又形成三足对峙的形势，均衡完整，相依相辅，缺一不可。由此词可见柳永长调慢词结构布局之精妙。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这是北宋贺铸的一首歌咏恋情之作，以第一人称叙述口吻写一男子的痴情。上片写词人对他所钟爱的女子的追求，下片写失恋的痛苦以及自己对爱情的执着。
“清琴再鼓求凰弄，紫陌屡盘骄马鞚。”这是一组对仗句，一句一个镜头，场景互不相同。第一个镜头再现了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家的宴会上，一再拨动琴弦，以《凤求凰》之曲向卓文君表达爱慕之情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只不过男女主人公都换了。“紫陌”一句，镜头由家中移位到繁华的街上。写自己认准了美人的香车，跟前撵后地转圆圈，欲得姑娘之秋波飞眼，掀帘一顾。唐人李白《陌上赠美人》有诗句云：“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刘禹锡也有诗句写都市春游的热闹景象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可见，紫陌寻春之际，发生过很多与此相似的风流韵事。这两句词，如果说上一幕之鼓曲求凰尚不失为慧为黠，那么下一幕的随车盘马却就不免乎“痴”了。因此，“鼓琴”、“盘马”两句，虽同是写对爱情的追求，貌似平列，但却决非简单的语意重复，而是不同层次的情感流露。在那镜头的跳跃中，有时间的跨度，有事态的发展，更有情感的升级。这是不同层次情感的真实记录。
上文以排句发端，下文仍以俪句相接。这种作法叫做“双起双承”。在结构的转承上，第三句与第一句遥相呼应，回溯“鼓琴”之事。“流骄车音”句承接“紫陌屡盘骄马鞚”。这里“远山眉”一典，见刘向《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首句既以司马相如自况，这里乃就势牵出卓文君以比拟伊人，密针细缕，有缝合之迹可寻。词人似乎从那美人的眉眼之中，看透了美人对自己的爱意。正因为有这惊鸿一瞥，才使前两句之问略去了的情节进展有了关捩，既以见当时之“鼓琴”诚为有验，又证明后日之“盘马”良非无因。于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便只剩下一个“盘马”的结局毕竟如何了，这就逼出了与第二句错位对接的“流骄车音牵目送”。那车轮轧轧，似轻雷滚动，一声声牵扯着词人的心，好似从词人的心上碾过一般。姑娘的辎軿车渐行渐远了，而词人却仍然驻马而立，凝目远送，望断离路。
“归来翠被和衣拥，醉解寒生钟鼓动”二句，写词人“目送”心中的美人远去之后，心情郁闷，痛苦不堪，他便借酒浇愁，去喝了一场闷酒，酩酊大醉之后，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衣裳也没有脱便一头栽到床上，拥被睡去。及至酒醒，已是夜深人静，但觉寒气袭人，又听到寂凉的钟鼓催更之声。这“寒生”二字，既是实写，也分明写出词人心绪的凄凉、寂寞。听到那凄凉的钟鼓声，词人心绪也凄凉。
“此欢只许梦相亲，每回梦中还说梦”二句，词人笔锋两到，一方面以逆挽之势插入前二句间，追补出自己在“拥被”之后、“醉解”之前做过一场美梦，在梦中相亲相爱，百般温存，万种怜爱。这在笔法上来讲是叙事之词，另一方面，它又以顺承之势紧承前二句之后，抒发其“觉来知是梦，不胜悲”的深沉感慨，自是入骨情语，强作欢笑。本来一对热烈的恋人，不能朝夕相守，只能在虚幻的梦中耳鬓厮磨，这已十分凄楚、哀怜了，而词人却又“梦里不知身是客”，还要向她诉说这种温馨之梦，这就更衬托出处境、心绪的凄惨。像这样的“梦中说梦”之“梦”每每发生，其哀感顽艳之程度十分深重。这两句之中，蕴含了很多重刻骨的相思、铭心的记忆，含泪的微笑与带血的呻吟。一篇之警策，全在于此。
“梦里相亲”，但凡被爱神丘比特之箭射中了心灵的热恋中人，几乎无不有此情幻，是属对于实际生活现象的直观，诗家、词家、小说家、戏剧家人人能道，还不足为奇；而“梦中说梦”，则恐怕不是人们——包括作者本人之实所曾经，不能不说是建筑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虚构（或对于生活现象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词人的匠心独运。成如容易却艰辛，它决非浅于情者对客挥毫之际可以立就的，而是由爱情间阻的极端痛苦这一巨大而沉重的精神负荷从词人的灵魂中压榨出来的。诚然，《庄子·齐物论》曰：“方其梦者，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云：“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梦尚非有，况有梦境自性可说？”自居易《读禅经》诗也有“梦中说梦两重虚”之句。贺词末二句的构思似从中得到启发。但前人以“梦梦”为理喻，显现出冷静的思辨色彩；词人则用作情话，闪耀着炽热的感性光华。由道家玄谈、释氏禅悦的语言机锋发展为诗人情词中的艺术杰构，可谓“冰，骄为之而寒于骄”（《荀子·劝学》）了。
此词写男子情痴，与写男子相思的众词相比，其情更深更痴。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比起写闺中少妇的用情程度，也毫不逊色，可谓别具一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