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的起首六句先写宗氏先祖的荣耀。“全盛日”指宗氏祖人宗楚客的发迹之时。他是武则天的堂姊之子，进士出身，三度为相。后因依附韦氏、安乐公主，韦氏败，亦受诛杀。前两句意为：想当初你们宗家全盛之时，先人宗楚客曾三次任相，在朝中是多么显赫啊！“斩鳌”两句，引用《淮南子》中女娲补天之神话，说明宗楚客的政绩辉煌。《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兼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此为用女娲补天之奇功，喻示宗楚客在武后和中宗朝，分别于神功元年（697年）、长安四年（704年）和景龙元年（710年）为相，经天纬地有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日月顾”是以侧面描写续写宗楚客的声名远大，竟连日月也为之注目。唐制，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诗文中多以凤凰池称宰相。宗楚客既三次为相，故曰“三入凤凰池。”
自“失势”句至“松柏”句写宗氏的衰败没落。《三辅黄图》载：“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七、八两句即用此典。“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歧”写宗氏虽自青云跌落尘世，犹不改好客之风，依然有三千宾客登门，以致使路面为之而被踩得“光”亮。“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是记宗楚客获罪被诛以后，并未再闻有放罪之事，相反赠葬极为典重，以致太白有此赞誉。这两句意为：皇上见宗楚客诛后，就不再对宗氏一族再予追究，原先的天怒就此平息，所以人虽遭诛，但宗楚客的墓地倒是沾了皇恩的光，所以其上所植的松柏就“含荣滋”了。
此诗总共才二十六句，仅第一层记宗氏之兴衰史即占十二句，似乎所据篇幅过多，而且同送别诗的习惯体例又不同。其实李白花费约占全诗一半的篇幅回忆宗氏兴衰的历史，自有其深意。关键之处是最后两句诗：“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这两句诗告诉读者，宗楚客死后其家未再获罪，正是作者暗中诉说永王璘死后不应当再降罪于别的与他有干系的人。“雪愤懑”三字明赞宗楚客死时皇恩的浩荡，也正是诗人暗刺肃宗“愤懑”太过了。“含荣滋”陈述了宗楚客被处死以后，皇上尚能顾念旧情，这又是李白讥讽肃宗竟连半点人情也不讲。所以这一段内容并非只是空叙“家世”，而是借他人家世的荣辱变化发泄诗人内心的无限哀痛。尽管宗氏先人遭受杀身大祸，但全家尚能得先皇之庇护；自己如今无罪而长流夜郎，虽经多人营救而犹不能赦免，这等冤情比宗楚客之被杀还要可悲可叹。如此理解，才得李白笔下的真意，诗作之大旨。
“我非东床人”以下十句为第二层，主要写离别前的亲情。前两句意为：我算不上你们宗氏的好女婿，对我妻子举案齐眉的情义深感不安。“东床人”用《世说新语》中“郗太傅嫁女”之典，指的是乘龙快婿。“浪迹”两句意为：我李白漂泊天涯并无成就，在京城长安中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适遭”两句意为：我刚才获得友人的营救，好比云雀挣脱了罗网，马上又被贬谪到夜郎长期流放，岂不令人心寒?“云罗”是“大罗网”，“翻”即“反而”。“拙妻”两句意为，我的妻亦不顾年老体衰，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到浔阳来送我上路，我和她形影相随好比干将莫邪雌雄两剑永不分离。“惭君”两句意为：对你宗璟兄弟千里乘舟风浪相送我更觉有愧，真是太感谢你的一番好意了。
最后“白帝”四句为作者放眼途程，但觉满眼愁云，无限悲酸。“白帝”在四川夔州城东五里峡中，是入蜀去夜郎的必经之路。其地势孤特陡峭，山上又多猿猴，故诗人以猿声之断续呜咽侧写行程之艰险。次年三月李白到白帝时，因天旱成灾才遇大赦，未到夜郎便自白帝折返。于是又有《早发白帝城》诗问世。其中有“两岸猿声啼不住”句，却又显得如此明快轻捷。不过这是后话了。“黄牛”在三峡附近，是大山之名。其山南岭叠起，高岩有石，色泽如人，负刀牵牛，黑黄分明。再加上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见此物，故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迁深，回望如一。李白后来行到黄牛有诗曰：“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写尽旅途的艰辛和心绪的凄凉。这就是此诗“黄牛过客迟”的内蕴。最后两句写诗人在西去谪地踏上路程前忍不住满腔相思情要向亲友们诉吐。“明月峡”在四川益州（今成都）附近，用以借指夜郎。诗人说，遥望那僻远的流放之地，我将一人孤身独处其地，虽有“明月”之美名，而无“团圆”之美实，不禁使人更加思亲念友，情不能已。全诗就在这凄惋哀绝的情调中戛然收结。
综观全诗，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李白明明怀着一腔热血，为国效死平叛战场。只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他不幸而受牵连。尽管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他的妻子在内，为李白开罪，却始终不能得到宽宥。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在对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上，只愿将他们视作歌功颂德、遣乐娱宾的工具（如玄宗之对李白），如若有一丝半点触动他们统治权力之处，那就毫不客气，要开杀戒了（如肃宗之对李白）。理解到这点，对读懂李白这首《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是不无益处的。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本篇《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
本文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具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呢？围绕着“志向”诸葛亮从正反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这几句话说明的是如何“立志”：慕先贤”即要以古圣先贤作为榜样，向他们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够让人奋发向上，坏的榜样则能把人拖入深渊。孔子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会为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注入正能量。“绝情欲”顾名思义，断绝情欲。情，可以指爱情、友情或亲情种种，考虑到作者写此信的对象——外甥庞涣正值年少方刚，这里的“情”应当指爱情，或男女之欲。因此，“绝情欲”应当理解为不要沉湎于爱欲。弗兰西斯·培根在《论爱情》中说：“古往今来，伟人奇才罕有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者。”，又说“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这和“绝情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弃凝滞”则是说，人生在世，总会为一些繁杂琐事所困扰，而这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或者烦恼往往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做到“志存高远”，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些，人生的境界就会提升，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不为琐事所累，自然就做到了“弃凝滞”。做到以上三点，自然而然，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即使身处逆境，高远的志向也能“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其次，“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有了上面的立志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谈到实现志向（理想）的措施了：要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要抛出心中无关的杂念，要认真听取别人的宝贵意见，虚心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要做到心胸开阔，豁达。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那么，即使他暂时得不到提拔，才华不被别人所了解认可，也不会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作者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昂扬的斗志，坚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人生最终只能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被儿女情长所束缚，地位低下，在平庸中耗尽一生！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八十余字，但却有很深的内涵。做为青年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的具体可行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沦为平庸下流。诸葛亮的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地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教育弟弟们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些非同寻常人物的观点都凝聚了他们毕生的人生经验在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组诗《从军行七首》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
【其一】
这首小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瞭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在表现征人思想活动方面，诗人运笔也十分委婉曲折。环境氛围已经造成，为抒情铺平垫稳，然后水到渠成，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无海金闺万里愁”。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征人思念亲人、怀恋乡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写，偏从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反映出来。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征人思归又不得归的结果。这一曲笔，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篇而言，这一句如画龙点睛，立刻使全诗神韵飞腾，而更具动人的力量了。
【其二】
此诗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的一个片断，通过写军中宴乐表现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感情。
“琵琶起舞换新声”。随舞蹈的变换，琵琶又翻出新的曲调，诗境就在一片乐声中展开。琵琶是富于边地风味的乐器，而军中置酒作乐，常常少不了“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器乐，对征戍者来说，带着异域情调，容易唤起强烈感触。既然是“换新声”，总能给人以一些新的情趣、新的感受吧？不，“总是关山旧别情”。边地音乐主要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旧别情”而已。因为艺术反映实际生活，征戍者谁个不是离乡背井乃至别妇抛雏？“别情”实在是最普遍、最深厚的感情和创作素材。所以，琵琶尽可换新曲调，却换不了歌词包含的情感内容。《乐府古题要解》云：“《关山月》，伤离也。”句中“关山”在字面的意义外，双关《关山月》曲调，含意更深。
此句的“旧”对应上句的“新”，成为诗意的一次波折，造成抗坠扬抑的音情，特别是以“总是”作有力转接，效果尤显。次句既然强调别情之“旧”，海么，这乐曲是否太乏味呢？不，“撩乱边愁听不尽”，海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乱不宁。所以海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是诗中又一次波折，又一次音情的抑扬。“听不尽”三字，是怨？是叹？是赞？意味深长。作“奏不完”解，自然是偏于怨叹。然作“听不够”讲，则又含有赞美了。所以这句提到的“边愁”既是久戍思归的苦情，又未尝没有更多的意味。当时北方边患未除，尚不能尽息甲兵，言念及此，征戍者也会心不宁意不平的。前人多只看到它“意调酸楚”的一面，未必十分全面。
诗前三句均就乐声抒情，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海末结句如何以有限的七字尽此“不尽”就最见功力。诗人这里轻轻宕开一笔，以景结情。仿佛在军中置酒饮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个月照长城的莽莽苍苍的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对此，你会生出什么感想？是无限的乡愁？是立功边塞的雄心和对于现实的忧怨？也许，还应加上对于祖国山川风物的深沉的爱，等等。
读者也许会感到，在前三句中的感情细流一波三折地发展（换新声——旧别情——听不尽）后，到此却汇成一汪深沉的湖水，荡漾回旋。“高高秋月照长城”，这里离情入景，使诗情得到升华。正因为情不可尽，诗人“以不尽尽之”，“思入微茫，似脱实粘”，才使人感到海样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征戍者的内心世界表达得入木三分。此诗之臻于七绝上乘之境，除了音情曲折外，这绝处生姿的一笔也是不容轻忽的。
【其三】
这首诗通过描写古战场的荒凉景象，无数的将士们死在边关，而没有办法好好安葬，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惨烈，也表现了诗人对将士们深切的同情之心。
诗的开头点明地点和时令，形象地描绘出边地的荒凉景象，次句暗示有不少战士在这场战斗中为国捐躯。后两句写将军上表请求把战死的将士们尸骨运回安葬，表明了将帅对士卒的爱护之情，
此诗以旷远苍茫的荒野战场作为背景，“黄叶”“暮云”等边塞景象更进一步烘托出边塞的荒凉，给人以满目萧然、凄凉悲怆之感。最后两句感情真挚，造句沉痛，更增悲怆之气。全诗读来颇令人感到海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支部队有这样体恤、爱护士卒的统帅，士卒没有不卖命的道路，由此亦可以想象这支部队战斗力量的强大。
【其四】
唐代边塞诗的读者，往往因为诗中所涉及的地名古今杂举、空间悬隔而感到困惑。怀疑作者不谙地理，因而不求甚解者有之，曲为之解者亦有之。这首诗就有这种情形。
前两句提到三个地名。雪山即河西走廊南面横亘廷伸的祁连山脉。青海与玉门关东西相距数千里，却同在一幅画面上出现，于是对这两句就有种种不同的解说。有的说，上句是向前极目，下句是回望故乡。这很奇怪。青海、雪山在前，玉门关在后，则抒情主人公回望的故乡该是玉门关西的西域，海不是汉兵，倒成胡兵了。另一说，次句即“孤城玉门关遥望”之倒文，而遥望的对象则是“青海长云暗雪山”，这里存在两种误解：一是把“遥望”解为“遥看”，二是把对西北边陲地区的概括描写误解为抒情主人公望中所见，而前一种误解即因后一种误解而生。
一、二两句，不妨设想成次第展现的广阔地域的画面：青海湖上空，长云弥温；湖的北面，横亘着绵廷千里的隐隐的雪山；越过雪山，是矗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数千里广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为什么特别提及青海与玉关呢？这跟当时民族之间战争的态势有关。唐代西、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镇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两句不仅描绘了整个西北边陲的景象，而且点出了“孤城”西拒吐蕃，北防突厥的极其重要的地理形势。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宜乎在画面上出现青海与玉关。与其说，这是将士望中所见，不如说这是将士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画面。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渗透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的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
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于此七字中概括无遗。“百战”是比较抽象的，冠以“黄沙”二字，就突出了西北战场的特征，令人宛见“日暮云沙古战场”的景象；“百战”而至“穿金甲”，更可想见战斗之艰苦激烈，也可想见这漫长的时间中有一系列“白骨掩蓬蒿”式的壮烈牺牲。但是，金甲尽管磨穿，将士的报国壮志却并没有销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越写得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二两句，境界阔大，感情悲壮，含蕴丰富；三四两句之间，显然有转折，二句形成鲜明对照。“黄沙”句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整个形象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而不是低沉伤感的。因此末句并非嗟叹归家无日，而是在深深意识到战争的艰苦、长期的基础上所发出的更坚定、深沉的誓言，盛唐优秀边塞诗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抒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本篇就是一个显例。可以说，三四两句这种不是空洞肤浅的抒情，正需要有一二两句海种含蕴丰富的大处落墨的环境描写。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是王昌龄绝句的一个突出优点，这在本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其五】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可能对第五回“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有深刻印象。这对塑造关羽英雄形象是很精彩的一节。但书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单刀匹马的关羽与领兵五万的华雄如何正面交手，而是用了这样一段文字：（关羽）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这段文字，笔墨非常简炼，从当时的气氛和诸侯的反应中，写出了关羽的神威。论其客观艺术效果，比写挥刀大战数十回合，更加引人入胜。罗贯中的这段文字，当然有他匠心独运之处，但如果就避开正面铺叙，通过气氛渲染和侧面描写，去让人想象战争场面这一点来看，却不是他的首创，像王昌龄的这首《从军行》，应该说已早著先鞭，并且是以诗歌形式取得成功的。
“大漠风尘日色昏”，由于我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均呈自西向东或向东南走向，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形成一个大喇叭口，风力极大，狂风起时，飞沙走石。因此，“日色昏”接在“大漠风尘”后面，并不是指天色已晚，而是指风沙遮天蔽日。但这不光表现气候的暴烈，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还自然对军事形势起着烘托、暗示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唐军采取什么行动呢？不是辕门紧闭，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征。为了减少风的强大阻力，加快行军速度，战士们半卷着红旗，向前挺进。这两句于“大漠风尘”之中，渲染红旗指引的一支劲旅，好像不是自然界在逞威，而是这支军队卷尘挟风，如一柄利剑，直指敌营。这就把读者的心弦扣得紧紧的，让人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这支横行大漠的健儿，将要演出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呢？在这种悬想之下，再读后两句：“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可以说是一落一起。读者的悬想是紧跟着刚才海支军队展开的，可是在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却并没有轮到他们。就在中途，捷报传来，前锋部队已在夜战中大获全胜，连敌酋也被生擒。情节发展得既快又不免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前两句所写的海种大军出征时迅猛、凌厉的声势，已经充分暗示了唐军的士气和威力。这支强大剽悍的增援部队，既衬托出前锋的胜利并非偶然，又能见出唐军兵力绰绰有余，胜券在握。
从描写看，诗人所选取的对象是未和敌军直接交手的后续部队，而对战果辉煌的“前军夜战”只从侧面带出。这是打破常套的构思。如果改成从正面对夜战进行铺叙，就不免会显得平板，并且在短小的绝句中无法完成。现在避开对战争过程的正面描写，从侧面进行烘托，就把绝句的短处变成了长处。它让读者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洮河北”去想象前锋的仗打得多么艰苦，多么出色。从“已报生擒吐谷浑”去体味这次出征多么富有戏剧性。一场激战，不是写得声嘶力竭，而是出以轻快跳脱之笔，通过侧面的烘托、点染，让读者去体味、遐想。这一切，在短短的四句诗里表现出来，在构思和驱遣语言上的难度，应该说是超过“温酒斩华雄”海样一类小说故事的。
【其六】
第六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将军欲奔赴边关杀敌立功的急切心情。
诗的首句写这位将军的战时装束和勇武雄姿，次句转写边塞之景，意在营造和烘托气氛，暗示将军之心时时想着边塞的安危，时时准备奔赴边塞，保境安民。这两句着力铺陈将军的装束和边地景色，既衬托出将军的神武之姿，又意在蓄势，在如水秋月的广阔清寒背景下，一身戎装的将军的剪影，威风凛凛，一位勇武的将军形象就被传神地勾勒了出来。诗的后两句，豪气生发，尤显英雄本色，既写出了部队攻城拔寨的神速，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唐朝强大国势和军力的一种自信和自豪心理。
【其七】
第七首诗主要描写的是山峦叠嶂，烽火遍布的边塞景观。用笔隐曲，语浅意深，余味不尽。
诗的前三句写山多、烽火台多，以及边塞将士对烽火的依赖，均属静态描述，突出了唐军在玉门关一带边防设施的完善和布防的到位。至第四句笔锋一转，引入的动态画面，视野之中闯入了一匹马儿，但转瞬又消失在深山密林里。动静结合，形成叙述力度上的张弛美感。而“不见踪”则又将马行之疾，山林之深准确地刻画了出来。虽然已经看不见马了，但仍然能使人产生不尽的联想，让读者隐约地感到边防健儿身手的敏捷。这种结尾，颇为耐人寻味，正如诗人在《诗格》中谈到结尾一句如何处理时所写的海样：“每至落句，常须含蓄，不令语尽思穷。”全诗起笔突兀，收笔婉转，而又似乎绵里藏针，读来颇感意味深长，值得玩味。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