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词的上片从回忆往日的军营生活写起。“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记当日”点明这里所写的是对往事的回忆。诗人回忆开始担任军门工作时的威武的景象。“金甲雕戈”，形容武装的壮丽。“辕门初立”，是说开始担任军门工作。时李珏出任江淮制置使，节制沿江诸军，帅府设在建康。刘克庄在幕府掌文书，被誉为“烟书檄笔”，一时无两。”他也很以此自负，所谓“少年自负凌云笔”，时仅二十三岁。“磨盾鼻”三句写出了诗人当年才华横溢，极为得意的精神状态。“一挥千纸，龙蛇犹湿”显示他草拟文书时，文思敏捷，笔走龙蛇，文不加点，倚马可待的超人才气。“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这两句脱胎于陆游《书愤》一诗的名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晓嘶”，“夜渡”，一写白天，一写夜间。表现强敌压境，战斗紧迫的程度。“铁马”这两句表现一种壮阔的战斗场面和肃杀的战斗气氛。“有谁怜”三句借用“李广难封”的典故说明自己虽曾踌躇满志，而终于无功而归，怨愤之情，溢于言表。这里作者以李广自况，自有不平之意。史载刘克庄从军建康李珏军幕时，由于前线泗上兵败，朝野皆主“以守易战”。刘克庄建议抽减极边戌兵，使屯次边，以壮根本。“主谋者忌之”，即自行辞职归里。由于这一次辞去军幕，使他一生未能再直接参与同敌人的战斗。所以每当追忆到这段军旅生活时，既神往，又遗憾。不过总的看来，词的上片的基调还是昂扬亢奋的。
下片抒写的是诗人愤郁塞胸时发出的悲凉深沉的哀叹。诗人此时废退之身，无路请缨，只能正话反说，倾诉内心的隐痛和愤慨了。“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对一个爱国诗人而又是战士的人来说，平戎策，从军什，是战斗生活的记灵，是珍贵的文献。一般都要编入专集传及后代的。有如勒石记功。可现在却都已零落殆尽而懒于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即诗人只能靠焚香煮茗来打发时光了。唐陆羽有《茶经》三卷。“香传”，即香谱，记香的品种，烧香的方法，器具等。丁谓有《天香传》，沈立、洪刍均有《香谱》。读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辛弃疾《鹧鹕天》词中的名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了。实际上这样做都是违心的和不得已的，纯属无可奈何。“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这两句表面上是说诗人已作终老之想，无意复问边事，而用描写美女与爱情的《花间集》来教导儿女。现在不但诗人自己不谈“平戎”，而且唯恐客人谈及。这里着意写诗人过去遭遇留下的伤痛，是抱负难展的愤激之辞！“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结语用春秋时郑大夫烛之武语。《左传》僖公三十年载：烛之武对郑文公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这里意为虽有“从戎之兴”，无奈力不从心。表面上怨叹流年，实际上是感叹壮志未酬，不能一展抱负，用的是曲笔。
刘克庄是辛派词人，这首词的风格与辛词酷似。在慷慨淋漓、纵横恣肆中时露悲凉深沉之哀叹。诗人把立志收复中原的气节与功名作为词的主旋律，表现了英雄失志而不甘寂寞的思想。词在表现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曲笔，使词的意蕴更加深沉含蓄。
诗的题材很平常，内容也极单纯：三月三日这一天，乘船去寻访一位家住溪边的朋友李某（“九”是友人的排行）。头一句写这次行程的出发点——杨林东渡头的景物。顾名思义，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渡口生长着一片绿柳。出发时潇潇春雨已经停歇，柳林经过春雨的洗涤，益发显得青翠满眼，生意盎然。这清新明丽的景色，为这次轻松愉快的游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气氛；雨后必然水涨，也为下句“荡轻舟”准备了条件。
第二句写舟行溪中的愉快感受和诗意联想。因为是三月三日乘舟寻访友人，这个日子本身，以及美好的节令、美丽的景色都很容易使诗人联想起历史上著名的山阴兰亭之会。诗人特意标举“永和三日”，读者即可以从这里引发出丰富的联想，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清丽画图，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欢乐场面。
三四两句转写此行的目的地——李九庄的环境景色。故人的家就住在这条溪流岸边，庄旁河岸，有一片桃林。三月初头，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让人自然联想起夹岸桃花的武陵源。实际上，作者在这里正是暗用桃花源的典故，把李九庄比作现实的桃源仙境，不过用得非常自然巧妙，令人浑然不觉罢了。张旭《桃花矶》说：“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同样暗用桃源之典。但张诗以问语作收，得摇曳不尽之致；常诗以直叙作结，见兴会淋漓之情。机杼虽同，而意趣自异。
以上所说的，是把三四两句理解为诗人到达李九庄后即目所见的情景。这境界、情调已经够优美了。但细味题目中的“寻”字，却感到诗人在构思上还打了一个小小的埋伏。三四两句，实际上并非到达后即目所见，而是舟行途中对目的地的遥想，是根据故人对他的居处所作的诗意介绍而生出的想象。诗人并没有到过李九庄，只是听朋友说过：从杨林渡头出发，有一条清溪直通他家门前，不须费力寻找，只要看到一片繁花似锦的桃林，就是他家的标志了。这正是“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这种诗意遥想的由来。不妨说，这首诗的诗意就集中体现在由友人的提示而去寻访所生出的美丽遐想上。这种遐想，使得这首本来容易写得比较平直的诗增添了曲折的情致和隽永的情味，变得更耐人涵咏咀嚼了。
诗首联出句即是借用，也是即景，对句使人物出场，一位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吴山之巅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以下两联，夹入议论，继续申述登高引起的感慨。第三联故作平淡之语，以与上联形成跌宕；尾联以景结情，语尽而思无穷。诗虽然是借用潘大临诗起句，但全首浑如生成，写景抒情，郁勃纡盘，神完气足。在句法上，又充分吸收江西诗派特点，出入变化，不拘一格。
江西派诗人潘大临，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名闻遐迩。后世诗人诵邠老此句，辄为一章，不独韩淲一人。每至“秋雨秋风愁煞人”之际，甚至已去重阳数日，仍有用此句领起赋诗者，何况韩淲登临吴山之时，重阳在即，又恰遇风雨，诗意与眼前景相合，情自随景而生，一时心潮起伏，难以自已，于是借用邠老原句，唱出这气势充沛、神完气足的一曲，以抒发心中的万千感慨。
写律诗，出句难，对句更难。引别人的诗作出句，尤其又是引别人的名句，这就使对句难上加难。如果不相称，全诗就会黯然失色，显得气馁力衰。这里作者不愧为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后劲，他不仅从字词的对称、押韵的协调等形式上用力，而且更注重意境的提炼，情感的升华，在邠老原句“满城风雨”的背景上，突出了抒情主人公形象。出句即是借用，也是即景；对句使人物出场，两句共同说明时间、地点、环境、人物，毫无摘引之痕迹，一位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吴山之巅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出句、对句一气呵成。
颔联由写景转为直抒胸臆。此诗作于宁宗庆元四年秋，时作者约四十岁。所谓“老眼昏花忘远近”，是叹息自己虽在中年，已有老态龙钟之感。古人四十叹老，本是常事，何况当此倍思亲朋的佳节，诗人却独在异乡，独上吴山，风雨如晦，目力不济，垂暮之悲难免涌上心头。但是老境可叹，远近可忘，壮心不可磨，理想不可抛。“壮心轩豁任行藏”，是说自己无论出仕还是休官，皆襟怀坦荡，壮志不息。这一句神采飞扬，意气轩昂，将上句略带伤感的气氛扫荡无遗，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博大胸怀，表现出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
“从来野色供吟兴，是处秋光合断肠”两句亦景亦情。“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在大自然面前，诗人们从来都是毫不隐晦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寄主观情感于“野色”的。眼下可供作者“吟兴”的“野色”很多，可他却略去了对“是处秋光”的具体描绘，这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这里的秋光为什么会令作者有肝肠寸断之感？是山脚下浩浩荡荡的江水使诗人联想到了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年华？还是那风雨中飘飘洒洒的黄叶令诗人联想到了自己飘零孤苦的身世？这里的心境似与“轩豁”的“壮心”在气氛上不吻合，实际上“壮心轩豁”是不可或忘的素志，而“断肠”之苦则是无可排遣的今愁。今愁正由素志的不能实现而引起，越是写志向远大，不能付诸实现时的愁苦就越大，如果不是因为心情愁苦，诗人是不必冒风雨“独上吴山”的。
尾联“今古骚人乃如许， 暮潮声卷入苍茫”以景结情，语尽而思无穷。此刻的诗人，面对“断肠”的秋光，联想到“今古骚人”的共同命运，情感似江水翻腾，如波涛激越。作者在抒情将尽未尽之时，突然用景物收住，留下一个兼有化外音的生动画面：暮色苍茫之中，江潮汹涌，奔腾向前。画面、声音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诗人与“今古骚人”的共同感受究竟是什么？读者可以借助这个与作者当时思想感情相惬洽的画面自己去体会，去思索，这正是“文已尽而意无穷”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