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这首诗是作者晚年回归故乡时路过薇山亭时所作。该诗主要通过南云、北雁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思恋，通过单独询问故乡篱笆下菊花抒发了诗人思乡欲归的急迫心情。全诗即景抒情，感情比较含蓄。

　　诗的首句就云“心逐南云近”，在这一句当中，寄寓了丰富的含义。首先是诗人对家乡的思念，然而思念却不得归还，于是仰天长叹，奇情于南去的白云，就是陆机所说的“指南云以寄款”。但是只云去而未去，思乡之悄愈苦，只得心追逐南去的白云飘逝。江总在思乡情浓时，总是仰望那南去的白云，在《遇长安使寄裴尚书》中亦云“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表达的仍然是这种思乡的感情。如果说在《寄装尚书》中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着重表现的就是一种归还家乡的焦急心情。因为此时诗人已经行走在回家的路途之上了。

　　第二句是“形随北雁来”，在上句表达思乡之苦和归乡之焦急之后，这一句流露了一种来到南方的欣喜。伴随那从北而来的轻快的大雁，诗人来到了南方。因为归家乡的感望就要实现了，所以欣喜；因为心中欣喜，因而脚步也就轻快。“形随北雁来”五字显得自自在而飘逸。

　　前二句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第一个波折，从对比中表现出诗人对家乡的深深的思念。从格律和用词上看，这二句对仗工整，表现出诗人语言技巧的高妙；在语势上，语句轻快急促如行云流水很好地表现了诗人归家的心情。

　　后二句是“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作者通过这个问题，把思乡的感情变得深沉了。在回故乡的途中，在思乡之情急切的时候，也是在家乡就快要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诗人突然想到了故乡篱墙下的菊花，这种思维过程非常符合感情发展的逻辑。篱墙下的菊花是一个具体的物像，而且是诗人在故乡时常常能见到的东西，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埋藏在诗人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在归乡的感望就要实现的时候，它就突然从潜意识里跳了出来，诗人对故乡的印象也清晰起来。诗人这时想到了篱下菊，但并不是只想到了篱下菊，从前常常见到的物像必然附著着许多其他的事件、感情，所以想起了篱下菊，那些篱下菊上的附著物也自然就联想起来了。因此，诗人通过对一个单一而具体的物件的回忆下子唤起了对家乡的整个的印象。可见这两句诗使全诗的感情得到了深化。而此二句的语势变得缓慢，也正好村托了这种深化的感情。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