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中，词人写了一个秋夜中的种种秋声。笔锋非凡，意味亦显独特。词人以“豆雨声”起，以“雁声”收，写了秋夜中听到的十种秋声。但声声总离不了凄凉意，使一个正在发愁的人谛听这些声音，使作为声音的客体，严重地被染上“愁人”的主体印记，因而从笳声、雁声、蛩声、铃声中听到的，都是词人的苦闷心声。
“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三句领起全词。点明这是菊花盛开、红叶掩映的深秋时节。凭窗谤听着连绵不断的秋声引起心中阵阵凄凉。“凄凉”是把词中各种声音串联起来的线索。
“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豆花雨”，指阴历八月豆子开花时的雨，这里点出秋雨声杂风声率先而来。风雨凄凉，长夜难眠。风声中又传来了稀疏的更点声。这更声来自城门上的更鼓楼。“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不锁”，流露了主人公怪罪的意味，因为他是不想听到的。古代把一夜分为五更，一更分为五点。这里直写“二十五点”，意在表明主人公尤感秋夜的漫漫难捱。风不仅送来了更声，又摇响了檐底的风铃。“故人远，问谁摇玉佩，檐底铃声”揭示了主人公听到铃声引起的心理活动，他最初以为这是老友身上玉佩的声。但老友都在远方不可能来，那么这会是谁呢？突然明白原来是风铃的声音。作者这里用笔极为巧妙，看似是误听，实则借写对老友思念之情。
“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把笔触从深夜转向黎明。月亮沉落，号角声起。军营中人马骚动。蒋捷生活于宋末元初，进士及第不久，南宋被灭。他隐居太湖竹山，一直不肯出来作官。这声音表明，元朝统治了全国，而且军旅遍布这些声音，对于不肯和元统治者合作的词人来说，岂不是比之秋风秋雨的声音更加刺耳惊心吗？
“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灯光闪烁之处，又传来了邻舍在砧石上擣练之声。邻家主妇一夜未眠赶制寒衣，天明未睡。这也不能使词人宽慰。
“知他诉愁到晓，碎哝哝、多少蛩声”。“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岳飞这句词和词人心境相同，皆因满腹心事起。把蛩的叫声称为“诉愁”，借把自己的愁怀转嫁给蛩鸣罢了。“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似乎是蟋蟀把愁苦又分给了横空的过雁。巧妙地又点出大雁叫声的凄凉和它带给主人公的愁意，大雁给人的愁绪往往同引起人对远人的怀念分不开。收尾以雁声，反映了词人独特的构思。
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
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