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中可知，胡逸老此人为人不慕荣利，雅有山水之趣。黄庭坚在敬慕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高雅情怀。
诗人先发议论：诗书传家能使后代成才，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祸害。这里用了韦贤的典故。据《汉书·韦贤传》，韦贤号称邹鲁大儒，教育了四个儿子，都很有成就。赞美了胡逸老的诗礼传家，显示其品格的清高，令人仰慕。首联二句劈空而来，气势惊挺。
颔联承上，进一步赞美庵主的仁爱之心。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和气必能致祥，后代必得佳子弟。这里用了韦康、韦诞兄弟的典故。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孔融赞扬韦端的两个儿子韦康与韦诞为一双明珠。诗人意谓，胡逸老必能像韦端那样，明珠出于蚌胎，佳子弟出于门庭。
颈联转到正面写致虚庵。白天闲坐庵中，眼前的山景如一幅幅图画映出；入夜倚于窗前，只觉风雨飒飒而来。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诗评家认为这两句“奇”。之所以奇，是因为：第一，化静为动。将致虚庵依山傍水的位置，作了动态描写。“出”、“来”二字，将山水写活。第二，化实为虚。什么样的“画图”，尽可让读者去想象；夜来风雨是隔窗听到，并非眼见，也是虚写实事。第三，情景交融。五句写视觉，六句写听觉，整联都有能视能听的主体存在。宴坐的闲适，听雨的从容，都在不言之中。庵主高雅的人格、广阔的胸襟，与前两联一脉相承。只不过前两联是直叙，这里是衬托。
尾联总收全诗，照应开头。以闲逸之心观山观水，山水的妙境能常现于心目之前。而山水的清淑之气又能涤荡肠胃，使此心澄清无滓，一尘不染。这里一方面说胡逸老，另一方面也披露了诗人自己的胸襟。
“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范山人自身的色彩本不鲜明，但诗人让他“抱”上一只“白鹤”，这样就引人注目了。于是，李白的目光随着这片白色的行进向泰山移去。“初行若片雪”，了然在目；“杳在青崖间”，距离远了，看上去更小，但因为出现了青色（“青崖”）作为衬托，仍很清晰；“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更高了，更远了，更小了，这时，诗人又巧妙地使用红色（“日”暗藏着红色）作底，所以还依稀可见；最后，“云山望不及”，“白鹤”终于被飘浮的云朵遮住了，范山人的身影看不见了，伫立送行的诗人不禁油然而生惆怅之情：“此去何时还”？
此诗完整再现了初唐送别诗三部式的结构。首先，诗人用首联“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介绍了送别事件以及友人的去处。其次，诗人用中间两联按时间顺序进行风景的描写，友人离开初期是“初行若片云，杳在青崖间。”接下来是“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最后，诗人用尾联抒发别情。从诗人对这一片白色的依依不舍的目送中，直到“云山望不及”，表达出李白对范山人的一片深情。
诗人着意突出梅花之品节，而不是突出其形之美。梅花不慕盛春之荣华，不畏霜雪，也不步他花之后尘，独自在冰天雪地之中傲然开放。
诗歌为突出梅的高尚品节，从三层意义上进行对比描写：
一是开放于“竹梢深处”，荒林、苔藓之类更烘托出梅之清高风格；
二是与南雪相比，与桃杏众花相比，南雪易于消融，而梅花却不易凋谢，梅花也不像桃杏众花那样，轻易委身于东风；
三是以其生长环境之恶劣、冷寞烘托其品节，即使在野桥边、寒谷中，它也能显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
此诗托物寓志，借梅花抒发自己真实情感。在张道洽的所有梅花诗中，确为上乘之作。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诗题为《山中夜坐》，山中景色。已属清幽，加之时当夜晚，蒲团静坐，气氛更为恬静淡泊，定下了诗的基调。
开头两句写山中景色。悠悠，状天地的寥廓，景象开阔深远。献，奉献，这里将草木拟人化，即在浩瀚的宇宙中，草木都有了知觉，竞相呈现各种奇形怪状的姿态。这句隐喻宋亡后世态翻覆，种种怪事不堪入目。
后两句承“奇怪”而来，由写景转而写心境。在草木争奇斗怪的热闹场合中插入“蒲团”，本来是不协调的。加之是“投老”，坐一辈子，直到生命终结，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惋。但面对社会现实而富于正义感的诗人，既不能力挽狂澜，又不甘心依附元朝，除终老蒲团外别无他途。“自在”而冠以“大”，似乎诗人对这种归隐生活，是十分喜爱和赞赏的。
据李有《古杭杂记》记载，文及翁及第后，与同科进士游览西湖，即席赋《贺新郎》一首。词中说：“余生自负澄清志。”又说：“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可见文及翁本来是一个胸有大志、一心图谋恢复的有为之士，从他对林处士的讥诮，也可看出他对那些自命风雅、不问国事的所谓“高人隐士”是如何深恶痛绝了。这样一位血性男儿，要在寂静的山林里孤坐蒲团以了残生，这里头当蕴含多少难言的隐痛。平和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亡国的哀痛和愤激，外表越是恬淡和闲适，内心的痛苦也就越是深切和沉重。应该说，这种“自在”的归隐生活，是作为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现实的抗争。
南宋末年的词人刘辰翁有一首《柳梢青》词，其中写道：“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在清冷的山中夜晚，青灯独坐，念念不能忘情的，仍然是旧君故国，前朝父老。文及翁和刘辰翁的身世和心境，完全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