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晴朗的夜晚，诗人游目太空，被璀璨的群星所吸引，于是张开想象的翅膀，飞向那美丽的天庭。
诗共十二句，分成三个部分。开头两句写天河。天河，绚烂多姿，逗人遐想，引导他由现实世界进入幻想世界。天河在转动，回荡着的流星，泛起缕缕银光。星云似水，沿着“河床”流淌，凝神谛听，仿佛潺潺有声。这些是诗人站在地面上仰望星空的所见所感，写实之中揉有一些虚构成分，显示了想象的生发过程。
中间八句具体描述天庭的景象，陆续展示了四个各自独立的画面。画面之一是：月宫里的桂树花枝招展，香气袭人。仙女们正在采摘桂花，把它装进香囊，挂在衣带上。“花未落”意即“花不落”。仙树不枯，仙花不落，它与尘世的“馨香易销歇，繁华会枯槁”形成鲜明的比照。画面之二是：秦妃当窗眺望晓色。秦妃即弄玉，相传为秦穆公的女儿，嫁给了萧史，学会吹箫。一天，夫妻二人“同随凤飞去”，成了神仙。此时，晨光熹微，弄玉正卷起窗帘，观赏窗外的晨景。窗前的梧桐树上立着一只小巧的青凤。它就是当年引导他们夫妇升天的那只神鸟。弄玉升天已有一千余年，而红颜未老。那青凤也娇小如故。时间的推移，没有在她（它）们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这是天庭的神奇之处。然而，天宫岁月也并非毫无变化。它有晨昏之别，仙人也有夙兴夜寐的生活习惯，这些又似与人世无异。画面之三是神奇的耕牧图景。仙人王子晋吹着细长的笙管，驱使神龙翻耕烟云，播种瑶草，十分悠闲自在。画面之四是：穿着艳丽服装的仙女，漫步青洲，寻芳拾翠。青洲是传说中的仙洲，山川秀丽，林木繁密，始终保持着春天的景色。来这儿踏青的仙女，采摘兰花，指顾言谈，十分舒畅。上述各个画面互不连缀，然而却显得和谐统一，都以仙人活动为主体，以屋宇、花草、龙凤等等为陪衬，突出天上闲适的生活和优美的环境，以与人世相对比。这正是诗歌的命意所在。
末两句用雄浑的笔墨对人间的景象作了概略的点染。在青洲寻芳拾翠的仙女，偶然俯首观望，指点说：羲和驾着日车奔驰，时间过得飞快，东海三神山周遭的海水新近又干了，变成陆地，扬起尘土来了。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沧海变桑田”。诗人借助具体的形象，表现了尘世变化之大和变化之速。对比之下，天上那种春光永驻、红颜不老的状况，就显得特别可贵。
“逝将去女，适彼乐士。”（《诗经·魏风·硕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和个人境遇不满的曲折表现。
这首诗想象富丽，具有浓烈的浪漫气息。诗人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种种新奇瑰丽的幻境来。诗中所提到的人物和铺叙的某些情节，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内容。但诗人又借助于想象，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之更加具体鲜明，也更加新奇美丽。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不仅使王子吹的笙有形可见，而且鲜明地展示了“龙耕”的美妙境界。这是诗人幻想的产物，却又是某种实体的反照。诗人写子虚乌有的幻境，实际是把世间的人情物态涂上神奇的色彩。例如兰桂芬芳，与人间无异；而桂花不落，兰花常开，却又是天上特有的景象；仙妾采香，秦妃卷帘，她们的神情举止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仙妾采摘的是月宫里不落的桂花，秦妃身边有娇小的青凤相伴，而且她（它）们都永不衰老，这又充满神话色彩。诗人运用这种手法，巧妙地把神和人结合起来，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使抽象的理想成为可以观照的物象，因而显得深刻隽永，而又有生气灌注。这首诗，全诗十二句，句句都有物象可见，诗人用精心选择的动词把某些物象联系起来，使之构成情节，并且分别组合为六个不同的画面。它们虽无明显的连缀迹象，但彼此色调谐和，气韵相通。这种“合而若离，离而实合”的结构方式显得异常奇妙。
诗歌首尾起落较大。开头二句是诗人仰望星空所得的印象，结末二句则是仙人俯视尘寰所见的情景。前者从现实世界进入幻想世界，后者又从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一起一落，首尾相接，浑然一体。
诗的题目是《天上谣》，“谣，声逍遥也。”意即用韵比较自由，声音富于变化，吟诵起来，轻快优美。这首诗的韵脚换了三次，平仄交互，时清时浊。各句平仄的排列有的整饬，有的参差错落，变化颇大，这种于参差中见整饬的韵律安排，显得雄峻铿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