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分别咏江潮、雨电、秋风、雅客、江景，五首各具情韵。其中第二首（“横风吹雨入楼斜”）曾作为诗歌鉴赏题的材料出现在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湖北卷的语文试题中。
有人认为，苏轼诗中的“横风”、“壮观”（“观”在这里读第四声，不读第一声）两句，写得不够好。他既说“应须好句夸”，却不着一字，一转便转入“雨过潮平”了。那样就是大话说过，没有下文。
这话虽说不无道理，但苏轼这样写，自是另有原因。第一，他是要写一组望海楼晚景的诗，眼下还不想腾出笔墨来专写忽来忽去的横风横雨。所以他只说“应须”，是留以有待的意思。第二，既然说得上“壮观”，就须有相应的笔墨着力描写，老把它放在“晚景”组诗中，是不太合适的，不好安排。
苏轼写下这组诗后的第二年，他游览了有美堂，适逢暴雨，就立即写了《有美堂暴雨》七律一篇，奇句惊人，是一首名作。应了他那“壮观应须好句夸”的话了。
其实在这首诗中，他的思想有过一段起伏变化。在开头，他看到一阵横风横雨，直扑进望海楼来，很有一股气势，使他陡然产生要拿出好句来夸一夸这种“壮观”的想法，不料这场大雨，来得既急，去得也块，一眨眼间，风已静了，雨也停了。就好像演戏拉开帷幕之时，大锣大鼓，敲得震天价响，大家以为下面定有一场好戏，谁知演员还没登场，帷幕便又落下，毫无声息了。弄得大家白喝了彩。苏轼这开头两句，正是写出人们（包括诗人在内）白喝了一通彩的神情。
雨过以后，向楼外一望，天色暗下来了，潮水稳定地慢慢向上涨，钱塘江浩阔如海，一望如碧玉似的颜色。远处还有几朵雨云未散，不时闪出电光，在天空里划着，就像时隐时现的紫金蛇。
这首诗写的就是这样一幅望海楼的晚景。开头时气势很猛，好像很有一番热闹，转眼间却是雨收云散，海阔天肯，变幻得使人目瞪口呆。其实不止自然界是这祥，人世间的事情，往往也是如此的。
《遣愁集》卷十三“集风流”篇载有词作者叶小鸾的这样一段轶事：“晨起，未及梳妆，往候其母。母尚未起，揭帐问安，因见其貌美甚，乃笑语之曰：“我见犹怜，未识画眉人道尔何如也？””这位才女母亲在这儿欣赏、赞美女儿，也是种“看花”一般的心性。可惜这样的一个才貌双全的绝色女子，虽已配婚，但那个张姓郎君尚未及为她“画眉”，她就匆匆地去了，就像“驿外断桥边”自开自灭的一株弱花。
沿着曲曲弯弯的阑干回廊，小鸾来到自家这小小的闲庭院，此来不是“闲”逛、并非漫游，却是因着这春寒的悄然降临，心中揣着一段“恐”惧：但不知庭院里的花姐姐草妹妹们，是否安然无恙？她急急地走着，慌慌地找着，猛抬头只觉眼前忽然一亮，却原来是邻家院墙上“一枝红杏出墙来”，但却消瘦得实在是可怜，颤巍巍地独立在旧已相识的东风之中，乃至小鸾一开始只看见一点红“影绕”着墙头，显得格外的孤独失援。想当初宋人叶绍翁写“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时候，这杏姑娘是何等富有生命力！那是一种过剩的生命力的欣然展露。而如今，东风依旧，可杏花姑娘却瘦弱不堪，出墙，也只是一种例行规程而已。
那么，去看看海棠花如何、梨花怎样了。哟！难怪人称“醉美人”，海棠姑娘睡得这般早啊！梨花呢，却早已褪下枝头，难觅踪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东坡先生当年可是这么道来着。要不，奴家也来学他一学，烧起高烛将美人照醒了再说？哦，不可呵不可！海棠美人让照得不得安寝，也惟有东坡先生才不算得罪。她们睡的睡了，褪的褪了，奴家特地冒着春夜寒厉的风，跑了来，却没有一个与我说话的，没有一个接受我问候的，只得欲语而止。看来也只能这样无功而返了，小鸾一边行走，一边抱怨：她们只知道争奇斗艳，争累了睡、斗罢了褪，就不知道还有人“为伊惜流年”，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时光的流逝。
少女心性，自然格外清纯，故而少女写作的文艺作品，也就显得十分的纯真可爱。那春寒的夜色中匆匆而去的娇小身影，那寂静的院落里踽踽而归的零乱脚步，那生闲气而找不到对象的娇憨神情，全由那清丽畅达的文字给记录了下来，读之真让人忍俊不禁。
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