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此词写饮酒，充满醉语。醉语多为醒言，它曲折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正是此首小令的“关窍”所在。
白朴的这首小令表现了不思自思、欲罢不能的那样一种格外强烈的兴亡之慨、感伤意绪。“长醉”、“不醒”两句，表面上好像在说：醉处梦中，无忧无虑，一切都可以弃之脑后，“今觉而昨非，得意而忘言”，似乎作者大彻大悟了。然而，其中更含着作者内心深深的隐痛：醉也好，睡也好，毕竟有时有限，人生毕竟醒时多，醉时少，醉中“无碍”醒时“碍”，梦中“无思”醒来“思”，说是“无碍”，道是“无思”，恰恰说明“心病”正在于此。两句开头语便透露出作者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心理状态。
“糟腌”以下三句，连用三个同意词发语，即“糟腌”、“醅渰”、“曲埋”，好似将一切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的虹霓之志都否定了，更愿千古兴亡、世事沧桑也随着一醉而同归泯灭。曲中透露出一个原来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同时对千古兴亡无限感慨的人物。然而江山依旧，人世瞬变，作者在国仇家恨面前感到了一种失望；泪痕犹在，心底成灰，于是则寄情于酒，以期腌掉、渰没、埋去所有的牵挂，一切的搅扰。有道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愈是想要摆脱的东西，它愈是要袭上心头。纵然是用许多的杯中物来“腌”、来“渰”、来“埋”，终究是无济于事的。字里行间，语意情味，都揭示出作家对建功立业、家国兴亡以及曾经有过的凌云壮志耿耿于怀，拳拳在念。明人孙大雅为白朴《天籁集》作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孙序此说，倒颇中白朴作品肯綮，揭示出白朴玩世滑稽背后深藏着的无限凄楚苍凉的意绪。从白朴的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兴亡事是时时挂怀的：“长江不管兴亡，漫流尽英雄泪万行。”（《沁园春·保宁佛殿即凤凰台》）这是白朴居建康时的作品。几乎同时写的《夺锦标》，更是发出“新亭何苦流涕，兴废今古同”的悲叹。就是在他年轻时游淮扬，也同样写出调子十分低沉的词作：“谩今宵酒醒，无言有恨，恨天涯远。”（《水龙吟·题丙午秋到淮扬途中值雨甚快然》）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两句既是全曲的思想总结，又是点睛之笔。不能简单地认为作者在这里是嘲笑屈原之“非”，而仅仅肯定陶潜之“是”。这分明是作者一如全曲的声情口吻，是愤语，是苦语，亦可以说是反语。即赞扬屈子、陶公的不肯同流合污。表面上看将屈、陶分开来，一“是”一“非”，一为“知音”，一为“不达”，殊不知不求显达而作隐逸君子并非作者本心本意，如上文所作的分析，作者处于入世和出世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是非界限有时是倒置的，即是所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中吕·阳春曲·知几》）。这种貌似旷达，实含酸痛的曲语，正表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不仅是白朴，其他元散曲作家的作品亦有类似的现象。对于这些作品，如不将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是不容易看出它们有什么积极的思想因素来的。王季思先生说：这类作品“在消极表现中即含有积极因素，未可一笔抹杀。”（《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戏语并非戏语，而是痛语，狂语，亦可看作是隐语。“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如此去看，白朴此曲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有趣的是白朴于酒上并不很贪恋，他曾在《水龙吟》之一序中说：“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仆饮量素悭，不知其味，独闲居嗜睡有味，因为赋此。”可见他的“自饮”也好，“劝饮”也罢，都是为求“嗜睡”，为求忘忧不醒，此中苦涩哀痛，令人黯然，这也是理解白朴“劝饮”曲意的一个很好的注脚。“饮量素悭”且又“不知其味”的人大倡纵酒，有几分滑稽，而滑稽背后便是无尽的哀痛。
从写法上来看，这首小令篇幅很小，内涵又是非常的丰富，它耐咀嚼，有意味，格调别致，韵致独出。作者紧紧围绕着“劝饮”的题意，劈头就触及了题旨。先说“长醉”的好处，即是“劝”；继而说明为什么要“劝”，无非是为了忘忧，将功名事、兴亡事、凌云壮志一古脑都抛掉了，以求内心之平和；最后是评论屈原、陶潜的“是”与“非”，仍然紧紧扣在“饮”字上，全曲层次分明，叙议有致，一气呵成，浑然无缝。看似随意之作，实则皆明心迹，完全是有感而发。明人贾仲明挽白朴词云：“洗襟怀剪雪裁冰，闲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天一阁本《录鬼簿》）这个评语不仅适用于白朴剧曲，也适于其散曲创作。闲而不闲，意在曲外，这正是白朴的高明之处。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白朴曲“风骨磊磈，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风骨磊磈”，是说白朴身世遭逢，幼经战乱兵燹，胸中有无限积郁；“词源滂沛”，是指白朴之曲造语多变，遣词丰富，拈句自如；“若大鹏之起北溟”等语则是状白曲的气势。白朴作品历来被视为绮丽婉约一派，所谓“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然这首小令却别出机杼，极饶自然朴素之趣。通篇如喷涌而出，不乏巧凿，却一丝痕迹不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整齐的对偶句式，生动自然。“糟腌”、“醅渰”、“曲埋”六字，同一意思，用词各别，形成一组排比句式，避免了重复的感觉，同时语言简易、浅显，富于口语感。“不达”二句，将“不达”前置，便在形式上列出了一双工对的句子；夸张的修辞手法，给人以形象的启迪，平增无限机趣；虽是口语声吻，又处处合于规矩，音韵流畅而富于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
总之，白朴此曲表述的思想是深刻的、哀痛的，而表现形式则是浅显的、达观的。构思巧妙，用心良苦，写来全不费踌躇，在绮丽婉约之外又别开生面，堪称白朴曲中珍品。
这首词抒写渔家情怀。上片头三句写湖上风光，突出了湖上的草色浓郁。“沿蓼岸”三句，写舟泊枫汀，月华初上，境界开阔静美，水天一色。
下片写渔家之乐。扣舷而歌，骋目而望，摇着桨儿在湖上自由自在地荡漾。听着黄鹄的叫声，见到白鸥栖息，渔人更感到自己同鸟儿一样的自由，于是就有“谁似依家疏旷”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