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庭户寂寞，粉蝶穿槛，疏雨黄昏。东风送暖，落红成阵。此情此景，令人魂销。闺中人独自含愁，已无心肠料理玉炉香烟。这首词通过春景的描写，含蓄地透露了人物内心的离别相思之情。诗人以风华之笔，运幽丽之思。全词写得清新柔美，婉转多姿。
当春光消逝落红无数的时候，人们不免产生一种怅惘的心绪。莺歌燕舞、姹紫嫣红的春光给人带来生活的欢乐和美的享受，也悄悄带走人的青春年华。这首词在暮春时节风雨花飞的背景下，抒写闺中春愁，它所蕴含的春思清韵，别有一番耐人寻味的意蕴。上阕写晚天疏雨、粉蝶双飞。一般地说，春天的蜂儿蝶儿，多在日间和风日丽的花树丛中穿飞。而作者笔下的双双粉蝶，偏于晚天疏雨中穿槛而飞，其点缀寂寞庭户，反衬闺中人孤独境况的用心，不言而谕，粉蝶双飞本是无意，但在有情人的心中，顿起波澜，牵动春思：她对青春幸福的向往，对爱人的期待，通过这对比鲜明的画面暗示给读者。下阕写闺中人在期待中的失望。晚天疏雨中，天气微寒，她独倚帷帐双眸含愁，任“玉炉烟断香微”。只是当帘外闲庭中东风摇荡花树，满树花飞如雨的景象才将她从痴迷中唤醒，春光匆匆归去，不禁使她销魂荡魄。
毛熙震是花间派词人，但这首词的写景状物多用白描，清丽疏淡，情味蕴藉，与“花间”秾丽香艳、镂金错彩的风格迥异。作者写的闺中人，不描摹其体态衣妆，不明言其多愁善感，除了“含愁”一句正面点明其期待与失望，再以“玉炉”一句烘托其期待已久，相思之苦，其余各句，均于景物描写中带出她的形影与神态，这正是词论家所称道的融情入景的功力。词中所摄取的双飞的粉蝶、晚天疏雨、东风花树等景物，是最富于表现暮春清韵和闺中人春愁的典型景物，将它们和谐地组合起来，使全词有了直观的画面，具有诱人的美感，情景交融，了无痕迹。前人论词的章法，讲究“短章蕴藉”，言尽意不尽。此词就是一首情景相生、含蓄蕴藉的佳作。它那情在言外的意蕴，比起痛快淋漓的表白，更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尤其篇末“东风满院花飞”一句，形象凄艳，含蕴无穷。
这首诗一共六句，分三层，抒发离家求仕的复杂感情。情与景相间相融，夹以议论。反映汉末一代有抱负青年在乱世中创业，为实现统一安定的能施展才智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虽为知己者死，但死而无怨。这是时代精神的艺术个性化。时代的共性深寓在艺术个性之中，隐现着个性美与人情美的质愫与基因。
诗的开端两句直接入题，写别时景象，暗扣诗题离别后的感伤。“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这两句是触景生情，目及早晨朝霞涌起，由此自然现象，想到浮云升起，飘浮天上，可是到了晚上还是要回到故山，有自己归宿之处。暗示出自己离家外出，如天上浮云一样，飘泊海内。晚年能否落叶归根，重回故土，前途茫然，不可知。比拟象征，含蕴深厚，不言别情，而情在其中。未上路，而先想归乡，可见对故乡、亲人、知己的感情之深。这就为下面的行役悲思作了铺垫。
诗的三四两句，叙述别后之悲思。“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这两句是化用古诗 “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句意。暗示悲伤到了极点，只有呜咽吞泣而已。平平地叙事，感情却起了波澜，点出行役之苦，思乡之痛，苦痛交加，自难承受，而产生了悲伤气结不能言的行为。把感情发展到了高潮。仿佛诗意尽于此，把人引入情海之中，玩味、品尝，经历这感情的痛苦历程，这就是诗家所说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
诗的五六两句绝处逢生，宕开一笔，转写未来。“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前途渺茫，心情暗淡，预兆着有故乡不得归的惨极心境。诗至此戛然而止，照应开端，浮云日暮有归宿，而自己的人生归宿，却难以预料，相映相衬，令人生悲。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之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之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之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之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之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之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之利天下”？之“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之“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之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之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前六句专写金陵妓。开头两句，诗用行人“窃听琴声”发端，琴声自“碧窗里”传出，表明弹琴的人是女子，琴声能引来行人窃听，可见琴声悠扬优美，弹琴的人技艺娴熟。这两句描写金陵城东的歌妓善弹古琴。“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度西江水。”以一片落花喻指金陵子，形容她好像仙女，气韵不凡，自天而降落人间，随人们一起渡过西江水，来到金陵。“楚歌吴语”二句，描写金陵子富有情致：金陵子能唱楚歌，她操一口吴侬软语，娇滴滴未成腔调先有情。李白《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小妓金陵歌楚声。”李白对这位才艺、容貌双全的歌妓曾倾心过。他写的诗句“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四），透露过这个消息。
最后两句，诗人以摅写自己的心迹结束全篇。他借用晋朝谢安的典故，喻写自己的意愿。谢安旧时隐居于会稽东山，后来居住金陵，他便筑土山以比拟东山，常携妓纵情游赏。李白的《东山吟》也写过这则典故，他在题下自注：“去江宁城三十五里，晋谢安携妓之所。”诗云：“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这首《金陵子》结句与《东山吟》意义类似。“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诗人正邀约金陵子，携手在林泉佳处游赏。谢安志在东山，李白志在林泉，诗意故作放旷，而不满现实、退隐青山之志，隐然可见。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的事迹：云：“ （太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按，谢灵运封康乐公，魏氏误以谢灵运为谢安），故世号李东山。”
摹写歌妓，如果着意于容貌、服饰和纤秾艳丽的色彩，必流于平庸。李白却用宕逸轻灵之笔，清新洒脱的语言，形容金陵子的才艺、气韵、情致，不落俗套，情意缠绵。结句切金陵城，借用谢安典故，比喻自身意绪，就地起兴，喻意恰当，妥贴自然，更增添了诗篇的超逸神韵。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