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此诗描写诗人旅途中夜宿七盘岭上的情景,抒发惆怅不寐的愁绪。全诗抓住凌晨时分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巧加刻画,充分表达了诗人被远流他乡的哀苦心情。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表现出诗人有较高的艺术才能,巧于构思,善于描写,工于骈偶,精于声律。
这首五律首联破题,说自己将作远游,此刻夜宿七盘岭。“独游”显出无限失意的情绪,而“高卧”则不仅点出住宿高山,更有谢安“高卧东山”的意味,表示将“独游”聊作隐游,进一步点出失意的境遇。
次联即写夜宿所见的远景,生动地表现出“高卧”的情趣,月亮仿佛就在窗前,银河好像要流进房门那样低。三联是写夜宿的节物观感,纤巧地抒发了“独游”的愁思。这里,诗人望着浓绿的银杏树,听见悲啼的杜鹃声,春夜独宿异乡的愁思和惆怅,油然弥漫。
末联承“子规啼”,写自己正浸沉在杜鹃悲啼声中,鸡叫了,快要上路了,这七盘岭上不寐的一夜,更加引起对关中故乡的不胜依恋。“浮客”即游子,诗人自指。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说:“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此化用其意。“空留听”是指杜鹃催归,而自己不能归去。过“褒城”便是入蜀境,虽在七盘岭还可闻见褒城鸡鸣,但诗人已经入蜀远别关中了。
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格律已臻严密,但尚留发展痕迹。通首对仗,力求工巧,有齐梁余风。诗人抓住夜宿七盘岭这一题材的特点,巧妙地在“独游”、“高卧”上做文章。首联点出“独游”、“高卧”;中间两联即写“高卧”、“独游”的情趣和愁思,写景象显出“高卧”,写节物衬托“独游”;末联以“浮客”应“独游”,以“褒城”应“高卧”作结。结构完整,针迹细密。同时,它通篇对仗,铿锵协律,而文气流畅,写景抒怀,富有情趣和意境。胡应麟评价这首诗“气象冠裳,句格鸿丽”,的确是有识之言。在初唐宫廷诗坛上,沈佺期是以工诗著名的,张说曾夸奖他说:“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见刘餗《隋唐嘉话》)这未免过奖,但也可说明,沈诗确有较高的艺术技巧。这首诗也可作一例。
在咏梅诗中仅以早梅为题的就为数不少。这类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突出一个“早”字。这首《早梅》诗,用极富表现心理状态的手法,写出了梅花的坚强性格。
诗题是《早梅》,却并没有具体描写早梅的形象、姿韵,而是在议论早梅“早发”的原因。“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为了迎接美好的春天的来临,梅花不畏严寒,不惧风霜而早于众花开放。“迎春”二字,回答了“早发”的原因。“不疑寒”,化入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这些均从诗人口中说出,倍感亲切。同时,在诗人观赏早梅生发出来的感叹中,隐隐寄寓着诗人的情怀。
“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承上联,继续抒写早梅的原因。唯怕百花开在先头,自己落了后,没有人再来观赏,所以,争先恐后,早早放出了芳香。“畏”字引出的意义深远。原来,梅花独自早早开放,是有着一种追求的,不能落在“众花后”,而要开在“百花前”。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了梅花人的个性,用“疑”“畏”等极富于表现心理状态的字眼,生动描写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而且,巧妙地寄寓了诗人自己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的情怀。
诗里没有直接出现梅的画面,也没有任何对梅的形象描绘,但读后,早梅的形象却鲜明可触。这是因为诗人的议论,紧紧扣住了一个“早”字,突出了早梅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