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从长江北岸的扬子驿坐船渡江到南岸的感怀之作。此诗写的是城景:船儿随波漂流,晚城的天空与水都很清净,扬子驿在树林中闪现出来,润州坐卧在起伏的山冈之中,海边和江边都是寒意浓浓,枫树叶落,传来淅沥之声。从江北的“林开扬子驿”到江南的“山出润州城”,读者似乎看见一条渡船正由北向南开来,还分明见到了诗人立在船头前后眺望的形象。末二句写船近江南,城声淅沥,用一“度”字,很形象地写出了岸上落叶声飘过江面,送进船上诗人耳中的情景。全诗以“望”字贯通全篇,情文并茂,画面清新,构思巧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当年曹操在广陵(今扬州市)看到长江水面辽阔,水势汹涌,直呼为“天堑”,是“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宋朝以前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陕西一带,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尚少开发,所以常被视为边陲地区,对做官的人来说,派赴江南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诗人也不例外。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景还算平稳,没有情绪上的反应,但是到了后四句情绪就开始波动了。他到了南岸,发现江边是荒凉阴暗的,江风带有寒气,再加上落叶淅沥的枫树林,诗人突然感受到萧瑟的城天来了。其实城天是由北而南的,诗人在扬子驿的时候没有察觉,而到了对岸就感受到这股城意,这是有原因的。说起来他不是害怕节气上的城天,而是担心前程上的寒意,因此触景伤情,兴起无名的烦恼,这是受到“得失心”的影响。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此诗描写了雪消溪涨、游客渡溪、古槎横溪、山花随流水流出等画面,表现了作者对琅琊溪美景的喜爱之情,体现了作者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
首句点题并暗示了时令已是春日,故雪融水涨。接下来点明作者是喜欢游山玩水的雅士,故看了这边的风景还要看那边的风景,这样小桥就成了两边的中介。当然临溪观水本身就是很美的景致。
作者站在桥上,凝望着远处潺潺而来的溪水,不禁对溪水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心生疑问。这也是好游玩的人的一种好奇心的体现。而最后一句给出了一个诗意的回答:虽然不知道溪水的源头在哪里,但是可以想象那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地方,因为从溪水中漂浮的花瓣可以推知。
琅琊山最早在唐代被开发,即“凿石引泉,酬其流以为溪。”这条溪被命名为“琅琊溪”,可谓是“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唐独孤及《琅琊溪述》)。琅琊山历史上亦有“溪山”之称。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琅琊溪冬去春来,雪融水涨的画面,并状写了游人们为欣赏这美丽的山水而渡溪过桥的情景,反映了琅琊溪景色之美以及作者对此美景的喜爱。结尾两句从溪水飘流落花来写溪流之源头,因见有山中落花从水上流出,源头当在山中无疑,有暗示美景更在深山幽境之意。这两句实写山花随流水流出的景象,虚写山中的春意,以及溪源之远,溪流的曲折,虚实结合,以实喻虚,充分引发了读者的想象。整首诗以写景为主,融情于景,首尾圆合,表达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的喜爱之情和惜春之感。后两句虚实相生,富有宋诗的理趣之美。
首联以曲折的笔墨写昨夜的欢聚。“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时间:夜幕低垂,星光闪烁,凉风习习。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萦绕着宁静浪漫的温馨气息。句中两个“昨夜”自对,回环往复,语气舒缓,有回肠荡气之概。“画楼西畔桂堂东”是地点:精美画楼的西畔,桂木厅堂的东边。诗人甚至没有写出明确的地点,仅以周围的环境来烘托。在这样美妙的时刻、旖旎的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故事,诗人只是独自在心中回味,我们则不由自主为诗中展示的风情打动了。
颔联写今日的相思。诗人已与意中人分处两拨儿,“身无彩凤双飞翼”写怀想之切、相思之苦:恨自己身上没有五彩凤凰一样的双翅,可以飞到爱人身边。“心有灵犀一点通”写相知之深:彼此的心意却像灵异的犀牛角一样,息息相通。“身无”与“心有”,一外一内,一悲一喜,矛盾而奇妙地统一在一体,痛苦中有甜蜜,寂寞中有期待,相思的苦恼与心心相印的欣慰融合在一起,将那种深深相爱而又不能长相厮守的恋人的复杂微妙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此联两句成为千古名句。
颈联“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是写宴会上的热闹。这应该是诗人与佳人都参加过的一个聚会。宴席上,人们玩着隔座送钩、分组射覆的游戏,觥筹交错,灯红酒暖,其乐融融。昨日的欢声笑语还在耳畔回响,今日的宴席或许还在继续,但已经没有了佳人的身影。宴席的热烈衬托出诗人的寂寥,颇有“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也没有”的凄凉。
尾联“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可叹我听到更鼓报晓之声就要去当差,在秘书省进进出出,好像蓬草随风飘舞。这句话应是解释离开佳人的原因,同时流露出对所任差事的厌倦,暗含身世飘零的感慨。
全诗以心理活动为出发点,诗人的感受细腻而真切,将一段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描绘得扑朔迷离而又入木三分。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