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这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三句,以直白的口吻指出: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点出主要观点,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和他的生平经历不无关系,作者的前半生的是辉煌显赫,曾经担任东平路行军万户,为元朝抑制豪绅加大中央集权方面颇有政绩,但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不满,导致豪绅进谗言诋毁他以致罢官。命运之神一下子把他抛入深渊,使他在推动权势的痛苦中倍感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艰辛。
第“大丈夫时乖命蹇”这种感叹正是作者的这种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残酷的现实社会就是如此: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是说如果有一天天随人愿,自己一定要赛过田文养门客三千人。表露了作者还对权力的迷恋,依然怀抱壮志,希望能东山再起,实现抱负。
该曲平白如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道出权利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地位。既写出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强权社会的愤怒谴责,对命运、对现实的不屈服的精神。在艺术上则采用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反语的修辞手法。
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词的上片回忆过去“酒恋花迷”的生活。“伫立东风”写词人迎着东风,久久地站立,“东风”暗示了时令节气,说明此时正值春季。“南国”的春天本是美好的季节,词人却“断魂”南国,悲戚哀伤,默然凝伫。开篇两句便塑造了一个伤心欲绝的浪荡词客的形象。南国的春天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这两个工整的对句,分别由景而情,以极凝练、含蓄的笔墨,浓缩了无数个良宵美景,无数次的纵游娼馆酒楼,沉湎于声色酒乐。而今忆及,当时“酒恋花迷”的生活,累煞多情的“词客”。
过片首句,以“别有”二字起,另辟一境,引出所怀之人。以下,“眼长腰搦”四字写出了她容貌的美丽和身姿的婷婷袅袅,“痛怜深惜”四字写出了两人真挚的情意和深深的爱恋,用语十分简练。接下来的“鸳会阻”两句,紧承上片,回到现实,由情及景,写傍晚时分,冷雨纷飞,愁云凝聚,天色一片青碧。由于“鸳会阻”、“锦书断”,词人眼中的景色也显得凄凉无比,与上片的“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词作的最后,设想对方遇良辰当好景,也应苦苦思念自己: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从对方写来,这是柳水怀人词常用的手法,由此亦可见柳永怀思之深。
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人,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需要承认,这样的词句格调是不高,但其中也有诸多难言的苦衷。柳永遭黜落后,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流连烟花巷阳,沉溺酒香舞影,风流放浪,冶游无度。 这一方面是他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寻求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有宋一代,自上而下狎妓成风。只是,柳永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加坦率而无所顾忌。为官后,柳水收敛了许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但宦游的惨淡与辛酸,使他对人们趋之若鹜的功名利禄产生了厌倦,转而对自己曾经沉湎其中的世俗享乐又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尾犯·晴烟幂幂》)。可见,“酒恋花迷”是柳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他在现实中找到平衡的一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