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写中唐诗人李绅，并以李绅自况。自居易《拙集编成十五卷因题卷来戏赠元九李二十》云：“每被老元偷格调，苦教短李伏歌行。”可见时人称之为“短李”。首联所写就是这件事。这两句说，城南的矮小诗人李绅，经历坎坷，形容憔悴。他多愁善感、系念世事，乌黑的帽子上落满尘土。两句诗用粗线条钩勒出李绅，也是作者自己的形象，手法洗炼。颔联即从首联引申而来，展开“憔悴”、“多情”的含蕴，笔墨也从以李绅自比转向直接叙写自身。虽刻苦攻读，手不释卷，对平生所历世事却不甚了然；饱经风霜，阅尽世态，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好河山任人践踏，一腔热血无从抛洒。这联的出句和对句的前后两部份，各自形成鲜明的对比。“读书”而“不了平生事”，“阅世”而“空有后死身”，出语舒缓，感情却十分愤激。颈联推开一层，是赋也是比。落日残照，是眼前实景，也象征着南宋王驯的没落凋零，飒飒西风则象征着笼罩在南宋国土上的萧瑟寥落气氛。“落日”、“西风”，景象悲壮，令人想起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中的名句：靠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不过，粱栋诗中“落日”、“西风”带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悲剧色彩。“唤酒”、“愁人”，与首联的“憔悴舻、“多情”相应，写出了在天下多故的南宋束年一个正直士大夫忧心如焚的心理状况，感情十分沉痛。前面三联，气氛沉重压抑，结尾两句却陡然一转，格调为之一振。蜂蝶黄花老，翻用苏东坡诗意。这里是说，尽管秋色愁人，然而在明月的照临之下，园林小春的景色还是十分动人的。农历十月间，阳光和煦，景色宜人，大有春意，故称小春。尾联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诗句。尾联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肃杀中透露出生机，痛苦中孕育着希望，它表达了作者身处逆境泰然自若的人生态度。
这首诗以舒缓的笔调，似乎只写自己阅尽沧桑后与世无争的淡泊，而这种淡泊中，表现出作者的愤激和无奈。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