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金乡张氏园亭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的时候应张氏园亭的主人之约而写的。全诗的佳处在于生动的描写。诗歌的前四句利用典故阐明了张氏花园的富庶与高雅。“亭馆连城敌谢家”，开首便气势恢宏，将张氏园亭的繁华述说殆尽。亭台楼阁像城墙一样绵延起伏，勾勒出一条触目的天际线，谢家指的是东晋的谢氏大家族。曾经富甲一方，经营东南，世代为冠带豪门。张氏园亭既然如此繁华恢弘，其四季的风景也足以和天上的彩霞之美一比高下。
在首联的铺陈之后，诗人笔锋一转，跳出描写富贵离不开满堂金玉的窠臼，将笔触伸到了隐士的故事上去。高层的文人不仅仅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必须有高雅的情调。颔联的“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接连用了两个《史记》里的典故，《货殖列传》里说：“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JlI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东陵隐士瓜的典故来源于《史记·萧相国世家》，里面说“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在这里引用这两个典故是说明张氏园亭的主人不仅富裕非常，而且有高雅的隐士之风。
诗歌的颈联“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历来被人称颂的佳句，这句诗将园林中鸟禽对语，鲜花争相斗艳的情景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出来。
尾联与颈联之意相同，并抒发诗人的情感。园中景色迷人，主任又是如此好客，而我呢，有无政务缠身，正好在园中尽兴玩赏，与主人一醉方休，直至参横月落，再领略园中的夜景。此联一句直抒喜悦无比的心情，二句进一步拓展延伸白天所见美景，虚构最后夜园景色更让人陶醉，“醉”暗说园主人待客热情。此联回应首联写得面面俱到，情意深长。
这首诗虽是写游园，尽情刻画园林美丽，但写出了景物情意交融的境界，另辟蹊径的写作技巧，使人读后顿感无情之物有深情，全诗虽一字未提到园主人，但园主人无时不在陪伴你在园中赏玩。此诗用典密切景情，体制章法严谨细密，对偶工稳，是宋初诗“每首必有一联工，又多在景联，晚唐之定例也”的典范。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绍兴县。赵公即赵抃。赵抃居官正直无私，弹劾不避权贵。由于他曾任殿中侍御史，所以京师中对他有“铁面御史”之誉。后任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大学士，晚年执越州政务，在越州治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