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是一首对金国灭亡的挽歌,全诗正视金朝灭亡是不会死灰复燃,再回顾开国皇帝们的神功圣德,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如今走到尽头。倾吐了亡国忠臣的绝望与无可奈何的哀伤,真切动人。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首联抒写诗人听到国亡君死的消息时的绝望与哀痛。天旋地转,世事推迁,金国灭亡了。起句破空而来,表现了金国灭亡消息传来的突然和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猝然无措,震惊不已。对于金国的灭亡,诗人虽然早有预感,但是他又不甘心也不忍心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沧海忽惊龙穴露”,但是诗人“广寒犹想凤笙归”(《出都二首》)。而现在“灰土已寒宁复燃”(《过蜀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希望成灰,徒唤奈何,这第二句表达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绝望与悲恸。
“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望汉水入胶船。”颔联紧承上联,借用典故,抒写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无限憾恨,对金哀宗的沉痛悲悼。诗人用此典,上句说金哀宗在围城中粮尽食绝,下句写金哀宗国亡身殒。已痛惜蔡州城的太仓中只剩下几张为国君充饥的曲饼,怎忍心再让汉水淹没了天子的胶船,“已恨”,写出了诗人对金哀宗当时困境的无限憾恨,“争望”则是痛上加痛,进一步写出了对金哀宗之死的痛苦悲伤。此联连用两典,极为工巧,犹如己出。一写金哀宗蔡州粮绝,一写金哀宗自缢身死,这都是当时的实际事件,是实事;诗人以“太官曲饼”“汉水胶船”两典来表现这两件事,切人(亡国之君),切事(粮绝、国亡),使实事与用典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二是浑化无痕。诗用“已恨”“争望”这两个表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词,连接两个典故,使得典事之问衔接紧密,自然、明快,不着痕迹。三是含蕴深厚。两个典故,典中有情,把诗人对金国的灭亡,金哀宗的身死的无限恨憾、悲悼,表现得情思绵远,凝炼蕴藉,较之明出直抒,具有一种含蓄深沉的震撼力、感染力。四是典意反用。用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前者如“太官曲饼”,后者如“汉水胶船”。“汉水胶船”,本意表现周昭王失德,人民憎恶,有意陷其于死地,诗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对金哀宗的死表现了十分的遗憾。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颈联宕开一笔,回忆金朝全盛时期的景况。大金开国之初,君王圣德神功,臣下效忠用命,奏牍连连,政务繁忙,一派欣欣向荣气象;大定、明昌两朝五十年,君为尧舜,“群臣守职,家给人足,仓库有余”(《金史·世宗纪赞》),国势鼎盛。“神功圣德”,夸赞极致;“大定明昌”,如数家珍。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对金国的昌盛时期的怀念、留恋、神往。但是,“三千牍”,国亡君丧,牍奏何人;“五十年”,匆匆一瞬,华年不再。当此国亡君死之际,回忆当年昌盛,诗人胸中涌动的除了怀念留恋之外,更多的是遗憾痛苦的心潮。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尾联,思绪顿束,回归眼前,总括全诗,表达诗人极度的哀痛绝望。不忍言“尽”,而“今日”确已“尽”,起死无术,回天乏力,“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空将”悲痛之泪洒向苍天了。诗人悲到极点,痛到极度,全诗哀伤苦痛的感情达到了顶巅。
该诗表达了极度哀伤的情感,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诗人把亡国的悲哀,丧君的伤痛,表现得开合跌宕,波推浪涌。开篇,突兀而起,国亡君死,复兴无望,痛在天塌地陷,如雷击顶;颔联稍作舒缓,细叙金哀宗粮绝之苦,覆舟之悲,痛在如泣如诉间的痛定思痛,痛彻心骨;颈联于神驰思扬间,回忆金朝的全盛时期。而把“神功圣德”“五十年”的繁盛放在这亡国之音中,今昔殊异,盛亡相对,人事已非,诗人之痛则在鲜明的对比中,更显得感慨深沉。尾联诗人之痛则更加深沉,不见呼天抢地,但蕴蓄心中的沉痛则如波之峰巅,浪之涌端,无以复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知不觉中人间的情事已骤然移迁,我徒然地守候着冷却的灰烬,只盼它能够再次烧燃。
已痛惜今日的蔡州,太仓中只剩了充饥的曲饼,怎忍让当年的汉水,再一次淹没了天子的胶船?
金朝开国皇帝的神一般的功绩和圣人般的德行,鼎盛的大定、明昌五十华年,怎不让人留恋?
一百二十年的大好江山如今气数已尽,我空自将纵横的老泪洒向那愁惨的南天。
注释
甲午:指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也就是蒙古太宗窝阔台六年。除夜:农历十二月最后一日的晚上。
暗中:等于说不知不觉中。
推迁:发展变化。
坐:徒然地,白白地。
寒灰望复燃:这里意为盼望金国东山再起,恢复旧业。典自《史记·韩长孺传》,载:汉大臣韩安国被捕入狱:“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
太官:官名,掌管皇帝的饮食。
馀曲饼:只剩下曲饼,意思是金哀宗在蔡州已经绝粮。曲饼,酿酒用的酒曲饼。据《晋书·愍帝纪》记载说,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前赵刘曜率兵包围长安。城中绝粮,太仓(京城中储粮的仓库)中仅剩下几十块曲饼,晋愍帝只能以曲饼研碎熬成的粥充饥。
争教:怎叫,怎让。汉水入胶船:这里是借指金哀宗国亡身殒。周昭王晚年南攻楚国,至汉水时,当地人民故意让他乘坐一只用胶粘的船,行至中流,胶溶船散,昭王溺水而死。
神功圣德:指金朝开国皇帝的神一般的功绩和圣人般的德行。
三千牍:意思是臣下奏事极多,政务繁忙。三千,极言其多。牍,奏牍,臣子上奏皇帝的公文。
大定: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1161—1189)共二十九年。
明昌: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一个年号(1190— 1195)。章宗在位十九年,先后用过三个年号,依次为明昌、承安、泰和。
五十年:世宗章宗在位共四十八年,这里说五十年,是举的整数。这一时期,是金朝的鼎盛时期,史称世宗为“小尧舜”。
甲子两周:一百二十年。古人用干支纪年,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搭配,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统称甲子。自甲子至癸亥为一周,为六十年,两周即一百二十年。诗中指金国的立国时间,自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恰好是一百二十年。
衰泪:老泪,老年之泪。
吴天:这里是泛指南方的天空。金哀宗身死的蔡州,是金国最南的地方。
甲午,指金哀宗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也就是蒙古太宗窝阔台六年。这一年正月,蒙古和南宋的军队联合围攻金朝最后一个据点蔡州(今河南汝南)。初九日,蒙古军在西城凿通五门,金守将完颜仲德督军死战。当夜,金哀宗传位给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次日,南宋军攻破南城。金哀宗见大势已去,在幽兰轩中自缢身死,完颜承麟也死于乱军之中。金朝至此灭亡。除夕之夜,被蒙古军拘管于山东聊城的元好问,独坐斗室之中,写下了这首诗歌。
该诗是一首对金国灭亡的挽歌,全诗正视金朝灭亡是不会死灰复燃,再回顾开国皇帝们的神功圣德,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如今走到尽头。倾吐了亡国忠臣的绝望与无可奈何的哀伤,真切动人。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首联抒写诗人听到国亡君死的消息时的绝望与哀痛。天旋地转,世事推迁,金国灭亡了。起句破空而来,表现了金国灭亡消息传来的突然和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猝然无措,震惊不已。对于金国的灭亡,诗人虽然早有预感,但是他又不甘心也不忍心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沧海忽惊龙穴露”,但是诗人“广寒犹想凤笙归”(《出都二首》)。而现在“灰土已寒宁复燃”(《过蜀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希望成灰,徒唤奈何,这第二句表达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绝望与悲恸。
“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颔联紧承上联,借用典故,抒写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无限憾恨,对金哀宗的沉痛悲悼。诗人用此典,上句说金哀宗在围城中粮尽食绝,下句写金哀宗国亡身殒。已痛惜蔡州城的太仓中只剩下几张为国君充饥的曲饼,怎忍心再让汉水淹没了天子的胶船,“已恨”,写出了诗人对金哀宗当时困境的无限憾恨,“争教”则是痛上加痛,进一步写出了对金哀宗之死的痛苦悲伤。此联连用两典,极为工巧,犹如己出。一写金哀宗蔡州粮绝,一写金哀宗自缢身死,这都是当时的实际事件,是实事;诗人以“太官曲饼”“汉水胶船”两典来表现这两件事,切人(亡国之君),切事(粮绝、国亡),使实事与用典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二是浑化无痕。诗用“已恨”“争教”这两个表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词,连接两个典故,使得典事之问衔接紧密,自然、明快,不着痕迹。三是含蕴深厚。两个典故,典中有情,把诗人对金国的灭亡,金哀宗的身死的无限恨憾、悲悼,表现得情思绵远,凝炼蕴藉,较之明出直抒,具有一种含蓄深沉的震撼力、感染力。四是典意反用。用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前者如“太官曲饼”,后者如“汉水胶船”。“汉水胶船”,本意表现周昭王失德,人民憎恶,有意陷其于死地,诗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对金哀宗的死表现了十分的遗憾。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颈联宕开一笔,回忆金朝全盛时期的景况。大金开国之初,君王圣德神功,臣下效忠用命,奏牍连连,政务繁忙,一派欣欣向荣气象;大定、明昌两朝五十年,君为尧舜,“群臣守职,家给人足,仓库有余”(《金史·世宗纪赞》),国势鼎盛。“神功圣德”,夸赞极致;“大定明昌”,如数家珍。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对金国的昌盛时期的怀念、留恋、神往。但是,“三千牍”,国亡君丧,牍奏何人;“五十年”,匆匆一瞬,华年不再。当此国亡君死之际,回忆当年昌盛,诗人胸中涌动的除了怀念留恋之外,更多的是遗憾痛苦的心潮。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尾联,思绪顿束,回归眼前,总括全诗,表达诗人极度的哀痛绝望。不忍言“尽”,而“今日”确已“尽”,起死无术,回天乏力,“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空将”悲痛之泪洒向苍天了。诗人悲到极点,痛到极度,全诗哀伤苦痛的感情达到了顶巅。
该诗表达了极度哀伤的情感,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诗人把亡国的悲哀,丧君的伤痛,表现得开合跌宕,波推浪涌。开篇,突兀而起,国亡君死,复兴无望,痛在天塌地陷,如雷击顶;颔联稍作舒缓,细叙金哀宗粮绝之苦,覆舟之悲,痛在如泣如诉间的痛定思痛,痛彻心骨;颈联于神驰思扬间,回忆金朝的全盛时期。而把“神功圣德”“五十年”的繁盛放在这亡国之音中,今昔殊异,盛亡相对,人事已非,诗人之痛则在鲜明的对比中,更显得感慨深沉。尾联诗人之痛则更加深沉,不见呼天抢地,但蕴蓄心中的沉痛则如波之峰巅,浪之涌端,无以复加。
凡读过王勃《滕王阁序》的人,都会懂得“徐稚下陈蕃之榻”的典故。祠堂是曾巩修建的,黄庭坚通过凭吊徐稚,抒发高士不得重用的寂寞情怀。这首诗受杜甫《蜀相》的影响颇深,但缺乏杜诗的灵气。
这首诗的首联即取“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意境,只是上下句顺序颠倒,增添一个“生刍”的典故。有人称赞黄庭坚这样学杜诗是“变其面貌”,恐怕这样一变就成了东施效颦,而杜诗读起来要顺畅得多。倒是颔联满有趣味,不用考证典故就能理解。藤萝攀树,自鸣得意,居然天也可遮,日也能蔽。不知当年蔡京之流读后,可“怒发冲冠”否。而苏轼诵之,定拍案惊奇也。下句中“何心”问得好,冷落的祠堂,超凡脱俗的高士,谁也没有心思来祭奠他。确实耐人寻味。
用韩愈《马说》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来解说颈联,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屈原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杜甫的“志士仁人莫嗟怨,古来材大难为用”,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都是唱不完的中国人才悲歌。
尾联上句议论,其意甚明。值得回味的是下句:潮涨潮落,这是自然规律;兴亡盛衰,这是社会规律。“才如(韩)信(彭)越尤菹醢,安用思他猛士为?”这一“旧痕”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见到。委婉曲折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深刻的讽刺意味,而以景结之,的确妙绝。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
这首词上片写作者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大雁人飞,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衬托出离别的悲伤。该词借景抒情,运用衬托的手法,表现作者的离别悲伤之情。
上阙开端两句先写应邀赴宴:“欲执河梁手,还升月旦堂。”与下文的“酒阑人散”、“北客”联系起来看,可知开头是写应邀赴宴,而主人的殷勤好客以及作者的感激之情,都音流弦外了。接下去作者并没有渲染宴会上欢快、热烈的气氛,而是一下子推到散席的一刻,着意写上一笔:“酒阑人散月侵廊”。这里明点“酒阑人散”这一特定时间,而以厅堂的走廊下清冷的月光写出凄清的气氛和落寞的情怀,这当然是同离别的心绪相关联的。于是自然转到写当前的离别之事:“北客明朝归去、雁人翔。”这句或许是由“群燕辞归鹄人翔”(曹丕《燕歌行》)这一古老的诗句变化而来,以“雁人翔”反衬“北客”(即作者自己)归去的孤独和冷落,颇有点离群索居的意味,突出了离别的悲伤。
下片开端两句是对别筵的补写,还是对近事的回忆,这一点无法悬揣,但可以肯定,其中有作者难忘的一时韵事。“高明玉”、“郑季庄”即前篇《减字木兰花》词序中所说的高莹、郑容,她们都是润州名妓,当时在苏轼赞助下,被判落籍、从良,所以感恩戴德,极有可能在苏轼临去时,席上作陪助兴。“窈窕”、“风流”互文见义,概括了二人的容貌之美、歌舞之美。接着笔锋一转:“一时分散水云乡”。此句写得极有诗情和韵味:“一时分散”四字,既回应前文的“酒阑人散”,又暗指二人的落籍从良,同时写出美的事物的消失所引起的莫名的惆怅;“水云乡”三字,紧扣江人的地域特征,并以云水汪茫的自然景色对作者所抒写的情感作了巧妙的烘托。结尾一句情、景兼到,也颇见佳:“惟有落花芳草、断人肠。”“酒阑人散”之后,触目都是惹人愁烦的景物,使人极度伤心。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芳草”会惹人愁烦是因为在古代诗作中,诗人们往往借“芳草”这一意象来抒写或寄寓人的离情。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无名氏《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杜牧《池州送前进十蒯希逸》诗:“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斜阳!”等等。看来这里更多地化用了小杜的诗意,来表现离别的悲伤,这是词的“主意”,与上片一脉相通。由此看来,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不过是一笔衬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