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
一、二两句言世间盛衰变化本甚迅捷，而我半生沦落；今隐于丘园行将四年，于仕途甚感渺茫。三、四两句言丘园中虽不乏花晨月夕，然家贫无酒可以消忧，又无知己可以相慰藉。三年在京守丧，四年杨弁平后移家永乐，仍为秘省正字，官职没有升迁，况且遇到丁忧，故云“年年定”也。五、六对仗衬贴，“青袍似草”、“白发如丝”，不惟设色相映，更叹官卑秩微而头颅渐大；草青、丝白，兼具衰飒之象；“年年定”，一年盼过一年，无丝毫升迁之迹象；“日日新”，日子倏忽消逝，鬓发日日改白。一“定”一“新”，动感相映，所谓仕进无路，汲引无门也，所以最后感叹“未知何路到龙津”。
全诗纯以对比之法结撰成章。首联领起人事花事二题， “荣落”指人指花都可。诗人首先将“世间”与“我”对比，然后写自己因守丧而困守家园的寂寞生活，颔联写景同时也流露出无聊之状，起承了五痕迹。唐代八、九品官着青色服，诗人由眼前之春草萋萋而联想到自己的九品青袍，本系即景巧喻，而“青袍”与“白发”又形成对比。“年年定”是说久居下僚，“年年”与“日日”的叠字更进一步补足了对比之意。第五句感伤岁月流逝。“龙津”即龙门，尾联是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慨叹无人引进。抒发的是诗人对未来的希望。
这首春日诗失之于轻靡，或者说是百无聊赖，有的也有寄托，不过比较直露。李商隐这首诗，从主题上说这首诗没什么新意，但在艺术手法情景浑溶，低徊唱叹，富艳而多气，不多用典故而音节嘹亮，颇有杜诗境界。但在梗概多气上还是不如杜诗同类之作。
这篇序言分为四段。第一段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第二段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第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篇序言抑扬顿挫，慷慨咏叹，不仅议论风发，而且富于情韵。
文章开篇，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接着，着重写了作者对苏舜钦岳父杜公说的一段话。以丰城龙泉、太阿宝剑的精光上冲斗牛为喻，说明苏氏诗文的精光连陷害他的冤家仇人都无法掩蔽，并预言其必将大放光彩于后世。先从文学方面对苏氏作了极高的评价，充满着赞赏之情。
接着，序文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从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一旦面临治世，而文章跟不上政治，那是由于不爱惜文学人才的缘故。由此自然地引出苏舜钦的遭遇，欧阳修发出沉重的叹息：“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政敌小题大做，为了一顿酒食的小过失，竟将一代英才摧残至死，无论是从私人感情方面来说，还是从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来说，都要令人扼腕痛惜、痛哭流泪而不能自已也1这一段文字，既申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真是情理交融的好文章。
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在时文盛极一时、举世不写古文之时，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欧阳修将他誉为“特立之士”，这个称号苏舜钦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接着，回忆苏氏的状貌和为人，虽仅寥寥数语，却极精彩传神：“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材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如此和蔼可亲、奇伟杰出的一代英才，却不幸死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特别是此文最后，写到其他因苏氏一案受牵连的人都一一复职，“今并列于荣宠”，“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序文就在这样的哀悼声中结束，令人有哀音绕粱、三日不绝于耳之感。
这篇序文是欧阳修文章中的精品。因为苏子美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又是极为难得的人才。这样一位有特立独行的有志之士，却横受冤屈以致罢废而死。所以为他的文集作序，先从其文章的价值说到其不幸遭遇，为其鸣不平。全文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在称呼上，“予友苏子美”，“嗟吾子美”，“而子美独不幸死矣”，语含悲哀，催人泪下；在结构上开合变化，一浪高似一浪，一层深似一层；在语言上，长短句、正反意，错综变化，一唱三叹，充分表现散文的音节美，值得反复吟诵玩味。
开头两句，用自责的口吻，抒发愤激不平的感慨。陆游从三十四岁出任宁德主簿开始走上仕途，到四十二岁被免官，八年期间调动频繁，却一直未被重用，自然会有满腹的牢骚。他自已抱怨说，“插脚红尘”步入官场，这本身就是一个痴呆的人所作出的错误选择，可还想高升，还想被重用，这就像“平地上青天”一样的不切实际。接下来的两句，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渡不用钱。”如今被免官，这倒好了，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归乡闲居。三山、镜湖自有山水之胜，闲居于此，正如李白所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又如苏轼所说“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昔贤之言深获陆游之心，于是发出了类似的赞叹：“买断烟波不用钱”。由感慨到赞叹，这表现了作者初识隐居之乐的一种新鲜的感受。
词的下片又用具体的生活内容对隐居的乐趣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描写。如果没有“沽酒市，采菱船”几句，那么，前面所说的“别个生涯”和“买断烟波”就架空。最后两句是自嘲的话，是照应开头的自责而说的，说自己不仅痴呆而且还“真堪笑”，见事太迟，一直迟了四十午，还不知道生活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看来，过去的四十年算是白活了。虽然此词开头的自责给人一些沉重之感，但写到最后的自嘲，作者的笔调和心情就轻松得多了。
刘师培对放翁词的总体风格评价是：“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沉都，而出以平淡之词，例以古诗，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词也。”（《论文杂记》）这首词极其鲜明地体现了该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