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诗歌每节开头，都用山谷中的益母草起兴。益母草是中草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益母草对妇女有明目益神的功效，现代也常用益母草作妇女病治疗调养之用。益母草有益于妇女养生育子。诗歌用益母草起兴，作用有二：一是这种植物与妇女关系密切，提起益母草，可以使人联想到妇女的婚恋、生育、家庭、夫妻，由草及人，充分发挥诗歌联想作用；二是益母草已经干枯了，益母草晒干，可入药。妇女被抛弃，入药的益母草的意义在于：促进夫妻感情和有益于生儿育女的药草，与被离弃的妇女摆在一块，对比强烈，给人的感觉是这位妇女命运真太悲惨。因此，“中谷有蓷”一句，是起了隐喻作用、感情引导作用和启发联想作用。
每章最后一句，都是妇女自身觉悟的感叹。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仅仅是一昧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启迪着人们。
鬓发已白的夫妇，活泼天真的孩子；似雪的梨花，朦胧的柳树；还有荆门上的犬吠，茅茨上的燕语，一幅天然的没有任何雕饰的美丽画卷：人与人和谐，物与物相融，各安其位，自然和谐。更有意思的是那桑柘树上荡着秋千的孩子，梳着发髻，插着花枝，闲适、快乐，却被我这路人吸引，她好奇的顾盼，眸子里的疑问，只因我在摇头晃脑地吟诗。江山一片秀，温暖在心头。这是作者眼中的美，不仅美在景，更是美在一片和谐的人间之情。作者用清丽的笔法、温和的色彩，表现出曲中人陶然忘机的情怀和一片生机盎然的农家生活情趣。
这支曲子所写景象喜人，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烈的平民意识。此曲抒写作者于清明前的寒食节在新野道中看到的农村初春景象。开头三句是写农村的自然风光。接着是写农村老年人的悠闲生活。“桑拓”两句是写农村孩子们的快乐生活。最后三句是写作者看到这些迷人的景象后，感到无比的喜悦，情不自禁地“转眄移时”，在马上不住吟诗称颂。
这首诗是诗人休官回到故乡苏州石湖别墅时的作品，诗中写出了家乡秀丽的自然景色，流露了对家乡的喜爱心情。全诗不事雕琢，清新自然。
首联“晓雾朝暾绀碧烘，横塘西岸越城东”中的“横塘”在苏州城外。贺铸有词云“凌波不过横塘路”。“越城东”指的也就是石湖了。这两句诗是说当诗人回到越城东边的石湖时，初升的太阳透过晓雾照在横塘西岸的自己身上。青绿色的林雾烘托了深红色旭日，真是像画一样美丽。两句诗看似不经意的写景点出回来时的时间和石湖的地理位置，的确是大手笔所为。
颔联“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两句非常简单明了。色调也很是明朗清快。对仗也很工整。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稻子在这个时节不但长得很高了并且已经开花了，行人们从田间走过只能看到他们的上半身。池塘里菱叶丛中有一只白鹭还懒洋洋的浮在水中不肯动，好像昨天没睡够似的。
前四句先写夏天早晨的景象，色彩绚丽；接着点明石湖方位所在；然后写田野和水塘景象，对仗工整，富有表现力。这四句虽是客观写景，但从中可领略诗人开朗喜悦的心情。
颈联“信脚自能知旧路，惊心时复认邻翁”这两句出现了不和谐。律诗的颔联、颈联要求必须对仗。这里“自能”和“时复”就不能对。但是正如《红楼梦》中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所说的，有了奇句子就不管他是否必须对仗工整了。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诗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信步朝家里走去，奇怪的是自己本身就能走着旧路，好像是离开这儿才不久似的。可当走到家门口，看到一位老丈好一会儿才认出那是他的邻居时他又不得不感叹岁月的无情流逝。“朝如青丝暮成雪”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首诗的感情变化就是从此联开始的，更确切的是从“惊心时复认邻翁”这句变化的。诗中正面点出题中“初归”二字的就是这两句。路是旧时认识的，信步走去也不会走错；几次碰见老人，仔细辨认，吃惊地发现他们原来是他的邻居。这两句写初归感受十分真切。
尾联“当时手种斜桥柳，无数鸣蜩翠扫空”两句也是明白如话。这两句进一步延续了上一联变了的情感，也使全诗变得的千转柔肠，耐人寻味。意思是说回到家里，已经和记忆中的家不一样了。当年亲手栽种的斜桥柳，如今已长得高大茂盛，无数的鸣蝉在上面。全诗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对事实变迁的感慨却溢于言表，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思绪。
范成大这首诗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事雕琢，清新自然，把自己完全交给感情，并且又能把握全诗的思路，难能可贵。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