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写契丹风土。前八句展示大漠景色，春草万里，百花烂漫，契丹人成群结队地歌舞游牧，洋溢着放浪欢快的气氛。次八句描绘打猎场面，在猎人、猎鹰与天鹅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契丹人骁勇尚武的精神。后八句说明天鹅味美，价值昂贵，极难猎取，从天鹅腹中的新姜得知其一昼夜即从中原飞到漠北，收束精彩。全诗内容新奇，语言明快，节奏跳荡，纯用白描，在姜夔诗中别具一格。
第一韵四句，概言契丹人文、自然风光。契丹人居于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地界，河之南为沙漠，河之北为牧区，故云“家住云沙中”。契丹人善于驭马驾车，次句“耆车如水马若龙”，言其车、马气势之盛。春到草原，景色最美，“草色一万里”，言最朴素，亦最见特点。“芍药牡丹相间红”，则是南人不见北地风光而带有理想色彩的描写了。
在展开了这一春天草原美丽景色的大背景后，第二韵转写契丹人的浪漫生活：大人牵车前行，小孩欢欣起舞，女子弹奏琵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渔猎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所以“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是对契丹游牧生活的精当概括。
草原上的民族往往兼长骑、善，诗中第三韵以后专写打围之事。天鹅亦称“鹊”，羽毛纯白，体大颈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春季北迁，内蒙高原的湖沼正是其栖息地，“平沙软草天鹅肥”七字，将春天时节的天鹅及其生活环境作了准确描写。“胡儿千骑晓打围”，可见合围的气势。“皂旗低昂”，以旗帜的起伏作铺垫，“围渐急”自然而出。惊作羊角凌空飞”，庄子《逍遥游》以“羊角”一词用于鲲鹏，天鹅健飞，以“羊角”之曲折上升的旋风写天鹅惊飞，正见与“千骑”、“皂旗”相适，有峭拔、劲健之风。骏马善跑，对冲天而起的天鹅却无可奈何，于是猎鹰出场了。
此诗第四韵首句“海东健鹘健如许”，显见对海东青的赞叹之意。健鹘立于韝上，随时准备出击猎物，故曰：“风生看一举”。由于天鹅与海东青均善飞，此番追逐当非短程，“万里追奔未可知”言此意。但是，海东青毕竟攻击力非凡，并未追奔万里，亦未驱驰多时，已忽然见到毛羽纷落，虽未明言天鹅被获，但其意已出。
第五韵继言天鹅：由于天鹅难得，其味尤美，故赏金极高，且只有贵族才得食。“平章俊味天下无”，言品尝其味，鲜美异常，为天下所无。为得此美味，“年年海上驱群胡”，言每年春天，契丹族都投入众多人力来打猎，天鹅栖于湖沼，北方称之为“海子”，故曰“海上”。“一鹅先得金百两”，言“先得”之为贵。
“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须猛禽追猎，是因其善飞，最后一韵补言此意：“天鹅之飞铁为翼”，以铁翼状其善飞。“射生小儿空看得”，即使长于猎射者也无可奈何，《史记·李将军传》言匈奴有射雕手，后引作善射者，“射生小儿”技不及此，当然只能“空看得”了。
结尾二句脱出寻常蹊径，别换一角度来写，言天鹅腹中有新姜，使人惊怪，姜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仅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裁培，因此，这新姜原来是天鹅在江南所吃的隔夜之食，经宿而从江南飞至辽域，岂他鸟可及。
观《契丹歌》确有“散漫纵横"与“放情”的特点。诗中一、二韵的八句，其实已概言契丹的风土习俗，但意犹未已，纵笔详写合围天鹅事，以千骑打围、健鹘追击、天使走送分别言之，最后突出奇笔，以腹中之新姜宿食补写天鹅之善飞，戛然而止。这不仅让人看到白石善写梅、荷、杨柳等江南风物，长于吹萧调筝等才子生活的另一面，从中体味出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向往之情，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作变换角度之笔，有变幻超忽之妙。作为“放情”之作，并不过于注重经营结构，堪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作者虽无直接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具有奇情妙思，故写来不乏真切动人之致。如“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之写契丹浪漫生活，“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之写围猎场面，“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邀功急送，都历历如绘。至如写猎鹰的四句：“海东健鹘键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充满动态，是传神之笔，末句更有“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班固《西都赋》）之势，较之杜甫《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酒平芜”，自有其不同风貌。诗中写景之句。如“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有巨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平沙软草”四字则抓住了漠北早春的特征，均可谓长于表达。写天鹅的“惊作羊角凌空飞”，“天鹅之飞铁为翼”，都有浪漫的气息，想象的色彩，尤其是结句之宿食新姜，更是奇思所在。
此诗是一篇新乐府，通过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海人无家海里住”，诗一开始便交代了“海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工作环境。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常下水作业，大部分时间浸泡在又咸又涩的海水里。一个“住”字形象而准确地反映出“海人”的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用字可谓精准。次句“采珠役象为岁赋”对首句作了补叙。“海人”以采珠为业，以交纳赋税为目的。可见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负担何其繁重，工作条件又是何其低劣。“恶波横天山塞路”乃诗人渲染之笔，对前两句作出具体的描绘。采珠之时常常是风大浪急、波涛蔽日，运珠之途常常是山陡路仄，坎坷难行。而“海人”却要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毫无安闲之时。度日非常艰难。以上三句对“海人”采珠纳税的整个过程描绘得层层深入，用语简洁生动，形象鲜明，通俗明晰。
末句“未央宫中常满库”是此诗最为精彩之处。与“海人”的无家与未央宫里的珠宝常常填满库房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里写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未央宫中满库房的珠宝竟是“海人”终年辛苦所得，而“海人”却穷困潦倒至“无家”的地步。诗人先以“海人”为描写对象，再现了他们工作条件的艰苦及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结尾处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诗人不予说破，语气含蓄，意在言外，隐含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肆意盘剥劳动人民的无耻行经的强烈讽刺和愤慨。王安石曾这样评价王建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通篇看来，王建的《海人谣》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语言通俗易懂且凝练精悍，极富表现力，有民歌谚谣的色彩，“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风。”（《唐音癸签》卷七引）。通过前三句与尾句的对比，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一出，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穆天子传》载： 周穆王西游至昆仑山，遇西王母，宴穆王于瑶池。临 别，西王母作歌： “将(望)子毋死，尚能复来。”穆王亦作歌回答，约定 三年后重来。又载穆王南游，遇大风雪，百姓受冻，曾作《黄竹之歌》 以哀 民。并传穆王有八匹骏马，日行3万里。晚唐好几个皇帝迷信神仙之道，服食丹药，妄求长生，以至服金丹中毒死去。本篇糅合上述传说加以生发，虚构出神仙西王母等候穆王重来而不见的场景，以讽刺皇帝求仙之虚妄。
这首诗就是根据西王母与周穆王相约见面的传说来构思的。作者抓住西王母希望穆王“复来”、穆王也许诺复来这一点，虚构了一个西王母盼望穆王归来的情节：西王母推开雕镂彩饰的窗户，眺望东方，却不见穆王的踪迹，只听见《黄竹歌》声哀动大地。首句是仙境的绮丽风光，次句是人间的凄楚情景，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个对比兼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隐喻作歌之人已死，唯其歌声徒留人间，仙境虽美，怎奈无缘得去，暗含着对求仙的讽刺；一是用《黄竹歌》诗意，暗示人民在挨饿受冻，而统治者却在追求长生不死，希图永远享受，寄寓着对统治者求仙的斥责。
诗的末两句是写西王母不见穆王而产生的心理活动：穆王所乘的八骏飞驰神速，一天能行三万里，如果要来，易如反掌，可是他为什么还没有如约前来呢？西王母盛情邀请穆王重来，穆王曾许诺重来，而且来也方便，乘上八骏瞬息就到，可是穆王却终究没有来，不言穆王已死而其死自明。然而，西王母却仍在开窗眺望殷切守候。这就表明西王母希望周穆王不死，可是这个希望终于落空了。即令仙人如西王母，也不能挽救周穆王于一死，则人间那些所谓长生不老之术，自然更是靠不住的了，不信求仙之虚妄而其虚妄自见。
从来讽刺求仙，多从神仙不可遇着眼。这首诗却透过一层，从即遇神仙 亦复何益这一点来构思立意。穆王遇仙，瑶池欢宴，按说可享长生之福了， 却终不免一死;不但如此，连神仙自己对“穆王何事不重来”竟也茫然无 知。如此神仙，如此求仙，岂非彻底虚妄！
纪昀评此诗说：“尽言尽意矣，而以诘问之词吞吐出之，故尽而未尽”（《李义山诗集辑评》）。正是由于末两句不作正面指斥，所以此诗于明白酣畅中又具含蓄蕴藉之致，读之觉余味无穷。叶燮称“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原诗》）。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