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仕女伤春图。上片是写暮春时节,花事将近的景象,下片则是写由此生发的一腔感怀。怀春、伤春,都是闺怨诗中常见的主题,其中的“春”字,既可指春天讲,又可喻男女之间的爱情。黄升此作写的是花事将尽的暮春,女主人公触景伤情,感怀人生恨怨。
黄升此作全篇不过五十六字,但在抒发伤春之情上写得波澜跌起,很有层次。词中的女主人公,在雨歇风定的暮春时节,闲步庭中,偶见梨花半落,讶然失惊,于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是由花落而伤春,然后由伤春而伤己,最后又由伤今而怀往,真是“芳心一点,幽恨千重”。其中,“已瘦了、梨花一半”、“试与问、杏梁双燕”等,都是巧妙化用前人的名句,颖脱而出清新之词。
无功不受禄,这是理所当然。曾子对鲁国,没有什么贡献,而鲁国国君,要给他一座城镇,仅仅是为了帮助他修饰仪表。虽然这是国君的一片好心,是他对曾子的敬重。但是,如此丰厚的馈赠,曾子不肯接受,不敢接受,也是有道理的。他回答鲁君派来的人所说的一段话,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却是反映了出于寻常的馈赠,正直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负疚的心理状态和思虑。亲友间的相互赠送,系于情谊,不必过于拒让,因为彼此没有什么报答不报答。但是,如鲁君以采邑相赠,非同小可,有必要拿曾子的话来考虑考虑,是否应该接受。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