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最后一首。作者采用了他写这类题材常用的手法，即先以第三人称交代人物，渲染气氛，而后改用第一人称代其设言。这样写既使手法富于变化，又可以从不同角度使得人物形象得到深化。
这首诗一共分为两层。
开篇六句为第一层。在以“中闺”点明人物身份、以“逍遥”写其徘徊户前百无聊赖的情态之后，展开了对闺中女子所处环境的描写。“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室房生风，百鸟翔南征。”从室内写到室外，从所见写到所感，渲染出凄清落寞的氛围，有力地衬托出人物孤寂凄凉的况味。这里描写的景物，不论是“寂寞”的“闲房”，还是被满“绿草”的“阶庭”，抑或是穿穴入户的凉风、翩翩“南征”的“百鸟”，无一不是作者根据女子的感情色彩所选取的典型景物，因为它们既是景语，亦是情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有了前面的铺垫，第二层便房然地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作者让女子房抒胸臆。先是表白对“君”的情意：“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春思”，在古典诗词中不仅用来指春天的情思，也常比喻相思之情，这里很明显是后者。但作者对于它的内涵却没有作说明，只以“安可忘”强调其难以忘怀，这样，往昔情意之浓，今日相思之深，尽在不言之中。可谓语简意丰，含蓄蕴藉。正因为“春思”难忘，故而愿意与君长相厮守、忧戚与共。
然而事与愿违，所以接下来便诉说房己目前的处境：“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佳人”，即上句中的“君”，“单且茕”，说由于夫妻相隔太远，房己孤独无依无靠，身心两方面都遭受苦楚。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是孤寂，等待她的是苦尽甘来，久别重逢，或许还可以使眼前的处境比较容易忍受，但无现实却令她清楚地意识到：“欢会难再遇，兰芝不重荣。”一个“难”字，表明夫妻“欢会”已经一去不返。何以如此悲观以至于绝望呢？原来孤妾已经失去了对方的欢心，被遗弃了。
“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二句揭示了这一层意思，口吻却极为委婉，仿佛喜新厌旧不是由于对方的负心，而是人之常情。但透过这貌似开脱的话语，不难体味出女子最心存疑惧却依然抱有幻想，这就更能激起读者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为了挽回被弃的命运，孤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动之以情。“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是两个比喻，用以说明房己的处境。将依附于人的女子喻为“女萝”、“浮萍”，既形象又贴切，同时又有很深的蕴意。试想，女子一旦被丈夫抛弃，又将何所依托？在此基础上，申明己志“束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表白房己当为君坚守情操，守身如玉。结尾禁不住向对方发出哀告：“倘愿顾眄恩，永副我中情。”希望丈夫始终如一的恩爱，永远不要辜负房己的深情。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一片痴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将弃妇的遭遇和心理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真切动人，与作者长期被弃置的处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前人多以为此诗有寄托，是借夫妻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联系曹植后期的遭遇，以及他好用比兴的特点，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也许更能得作者用心。
桂花概括
桂花，别名木犀、岩桂、十里香。桂花因其叶脉形如“圭”字而得名，据宋代诗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道如圭形，故字从圭。”桂花之名由此而来。
桂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据文字记载，桂花在我国已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就提到：“招摇之山，其上多桂。”屈原在《九歌》中也吟道：“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桂浆指的是用桂花酿造的美酒，桂旗是用桂花做成的旗帜，以装饰车辆；《九歌·湘君篇》中也多次出现“桂舟”、“桂棹”、“桂栋”等词汇，这说明，当时楚国的人们在酿酒、生活用具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桂花树了。《吕氏春秋》中对芳香馥郁的桂花更是赞赏，称之为“物为美者，招摇之桂”。
汉代以后，桂花的观赏价值逐渐显现出来，人们开始将自然野生的桂花引种驯化，进行人工栽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奇花异树，其中有桂十株；武帝破南越后，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一百株。”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有关于栽种桂花的描述。唐宋时期，桂花已经从宫廷栽种普及到了民间庭院栽植，于是，咏桂吟桂也蔚然成风。
桂花桂花
唐张九龄赞美桂花是：“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感遇》)李白在《咏桂》诗通过与桃李趋势媚俗的对比，赞颂秋桂清雅高洁的品性。诗人王绩的《春桂问答》也通过对比的手法，衬托出桂花超凡脱俗、刚劲凛然的美质，其诗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颇具特色，“问春桂，桃李正芬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不？”
古人云：“凡花之香者，或清雅或浓郁，二者不可得兼。”而唯独桂花之香既清芬飘逸又浓郁致远。宋代诗人洪适的《次韵蔡瞻明木犀八绝句》一诗对桂花的香气做了形象传神的描述：“风流直欲占秋光，叶底深藏粟蕊黄。共道幽香闻十里，绝知芳誉亘千乡。”桂花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十里香”；而宋代邓肃赞誉桂花的香味是，“雨过西风作晚凉，连云老翠入新黄。清风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木犀》)。龙涎取自抹香鲸，是极为名贵的香料，可是与桂花一比，也相形见绌了。
桂花树与月亮
农历八月，古称桂月，说明桂花与月亮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了。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就有“月中有桂树”的记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也有这样一则故事：“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这便是“吴刚伐桂”的传说，相传汉朝人吴刚学仙修道时触犯了天条，被玉皇大帝罚在月宫中砍桂树。但是，无论他怎样费心尽力去砍，桂树总能愈合重新长起。多少岁月过去了，吴刚仍不知疲倦地伐树，而那棵神奇的桂树依然生机勃勃，芳香浓郁。每逢中秋这天，吴刚才被获准休息，所以，我们在中秋月圆之夜便看不到吴刚举斧伐树的身影了。毛泽东的“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蝶恋花》)便源于这一典故。
在咏桂的诗篇中，很多都与月亮有关，如李商隐的“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皮日休则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桂花的由来，他说：“玉棵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诗人白居易则显得幽默了许多，他觉得，偌大一个月宫，只有一株桂树，未免太冷清了，于是大胆建议：“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东城桂》)南宋杨万里也留有关于桂花树的名句：“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咏桂》)桂花与明月、嫦娥的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就沾上仙气了。
桂花寓意
桂花翠叶常青，亭亭玉立，不与百花争春，却香冠群芳，因而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崇高美好的意象。
桂花是荣誉的象征。我国古代的乡试、会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间举行，其时正值桂花盛开时节，人们便用桂花来赞誉秋试及第者，称登科为“折桂”或“蟾宫折桂”。唐温庭筠在欣闻朋友及第高中时发出感慨：“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雾尚飘蓬。”(《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钟先辈》)元代文人郑德辉在《王粲登楼》中则云：“寒窗书剑十年苦，指望蟾宫折桂枝。”由于“蟾宫折桂”寓意着仕途通达，所以唐宋以来，文人墨客和官宦之家都竞相栽种桂花。至今，在我国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许多古桂树。如陕西省汉中圣水寺内的“汉桂”，相传为西汉萧何亲手种植，树龄约在2000年左右，开花时金黄一片，香飘数里；还有桂林市东郊唐家里村的“唐桂”，也是千年古桂树了。 在古希腊神话中，“桂”也是一种崇高和荣誉的象征，“桂”是献给艺术之神阿波罗的圣物，从1815年开始，英国王室便把选拔出来的优秀诗人称为“桂冠诗人”，直到现在，人们还保持着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赠送桂枝的习俗，以示赋予他崇高的荣誉。
桂花还是友谊和爱情的见证。早在战国时期，燕、韩两国就以互赠桂花来表示永结友好邻邦之意。唐代诗人王建就曾借用桂花来表达对远方友人的思念情怀：“中亭地白树栖鸦，冷霜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在我国广西、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枝桂花一片心，桂花林中定终身”的传统，男女青年通过相互赠送桂花来表达爱慕之情。
如今，“月中仙品”的桂花已成为供市民观赏的著名花卉，尤其在西安的街道、广场中引进和栽植了许多桂花名品，为古城又添美景，真可谓是“广寒月中桂，香飘入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