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诗至于唐,本已难于再出奇境来,谁知宋人偏偏翻空出奇在奇境之外。标新的诗论刚一下垂,立刻就引来千万缕波纹、层出不穷的流派。
我只知诗歌在苏黄之后再无新意,又有谁能够成为诗坛上的逆流,横流沧海?
注释
苏黄:苏轼、黄庭坚,北宋著名诗人。苏诗气象阔大,豪放飘逸;黄诗气象森严,生新瘦硬,对北宋诗坛都有很大的影响。
沧海横流:狂流泛滥,比喻诗坛上的逆流,可能是指江西诗派。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自苏、黄更出新意,一洗唐调,后遂随风而靡,生硬放佚,靡恶不臻,变本加厉,咎在作俑。先生(元好问)慨之,故责之如此。”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
这首诗最先让人感觉到的是夜半时分的寂静。“三更三点”表明时间正好是夜半时。这个时间人世间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万家眠”,可见在诗人感觉中外部空间是万家无声无息,一片无边的沉静。首句连用三个数词,形成一种强调的意味。这种强调,正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引导人设身处地去体味那夜半的气氛。
“露欲为霜月堕烟”,露水即将凝结成霜似乎都能察觉,自然也是在静极无聊中生出此想。而月堕雾中,夜色暗淡,又进一步加重了夜色给人的沉寂感受。“斗鼠上堂蝙蝠出”,因为人静,斗鼠和蝙蝠才这样作闹。而注意到鼠和蝙蝠,则依然由于夜静。“玉琴时动倚窗弦”,比起鼠和蝙蝠之动更微细,几乎近于主观幻觉。但正是由于有这种纤细的感觉,更显得夜静到了极点。
诗人的感觉很纤细。着意从纤细的感觉中写出他的愁怀。所谓“见此愁景,即是愁人”,可以用来说明诗的艺术构思。
王维中年奉佛,诗多禅意。这诗题曰“秋夜独坐”,就像僧徒坐禅。而诗中写时迈人老,感慨人生,斥神仙虚妄,悟佛义根本,是诗人现身说法的禅意哲理之作,情理都无可取,但在艺术表现上较为真切细微,传神如化,历来受到赞赏。
前二联写沉思和悲哀。这是一个秋天雨夜,更深人寂,诗人独坐在空堂上,潜心默想。这情境仿佛就是佛徒坐禅,然而诗人却是陷于人生的悲哀。他看到自己两鬓花白,人一天天老了,不能长生;此夜又将二更,时光一点点消逝,无法挽留。一个人就是这样地在岁月无情流逝中走向老病去世。这冷酷的事实使他自觉无力而陷于深刻的悲哀。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越发感到孤独空虚,需要同情勉励,启发诱导。然而除了诗人自己,堂上只有灯烛,屋外听见雨声。于是他从雨声想到了山里成熟的野果,好像看见它们正被秋雨摧落;从灯烛的一线光亮中得到启发,注意到秋夜草野里的鸣虫也躲进堂屋来叫了。诗人的沉思,从人生转到草木昆虫的生存,虽属异类,却获同情,但更觉得悲哀,发现这无知的草木昆虫同有知的人一样,都在无情的时光、岁月的消逝中零落哀鸣。诗人由此得到启发诱导,自以为觉悟了。
后二联便是写觉悟和学佛。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人,从出生到老死的过程不可改变。诗人从自己嗟老的忧伤,想到了宣扬神仙长生不老的道教。诗人感叹“黄金不可成”,就是否定神仙方术之事,指明炼丹服药祈求长生的虚妄,而认为只有信奉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佛教讲灭寂,要求人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倘使果真如此,当然不仅根除老病的痛苦,一切人生苦恼也都不再觉得了。诗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皈依佛门的。
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即禅悟的过程。从情入理,以情证理。诗的前半篇表现诗人沉思而悲哀的神情和意境,形象生动,感受真切,情思细微,艺术上是颇为出色的;而后半篇则纯属说教,归纳推理,枯燥无味,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
这首诗不同于其他凭吊屈原的诗文,它并未从屈原的人品才能和政治上的不幸遭遇着笔,通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住屈原的“迷魂”来写:首联写迷魂逐波而去,含恨无穷;颔联写迷魂长夜无依,凄凉无限;颈联叹迷魂之不易招;末联赞迷魂终有慰藉。这样围绕迷魂来构思,内容集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反复书写,从而使诗具有回环唱叹之致。
诗的前四句是以景写情。屈原忠而见疑,沉湘殉国,此诗亦即从眼前所见之湘江落笔。“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对着湘江,想起屈原的不幸遭遇,诗人悼念不已。在诗人的眼中,清深的湘波,全都是泪水汇成。这“泪”有屈原的忧国忧民之泪,有后人悼念屈原之泪,也有诗人此时的伤心之泪。湘江流淌着不尽的泪水,也在哀悼屈原。而在这如泪的湘波之中,诗人仿佛看到了屈原的迷魂。“逐恨遥”写迷魂含着满腔悲愤,随波远去,湘江流水无穷尽之时,屈原迷魂亦终古追逐不已,其恨亦千秋万代永无绝期。“恨”字和“泪”字,融入诗人的强烈感情,既是对屈原的悲痛哀悼,也是对造成屈原悲剧的楚国统治者的强烈谴责。
颔联又从湘江岸上的景物再加烘托。这联化用《楚辞·招魂》、屈原《九歌·山鬼》语句。“枫树夜猿”,是说经霜的枫树和哀鸣的愁猿,构成一幅凄楚的秋夜图。“愁”既是猿愁,也是迷魂之愁,而猿愁又更加重迷魂之愁。下句的“女萝山鬼”即以女萝为带的山鬼。“语相邀”既指山鬼间互相呼唤,同时也指山鬼们呼唤屈原的迷魂,境界阴森。长夜漫漫,枫影阴森,迷魂无依,唯夜猿山鬼为伴。此联景象凄迷,悲情如海,读之使人哀怨欲绝。
下面四句似议似叹,亦议亦叹,抒发诗人内心的慨叹。五、六两句是说:即使屈原死后埋在地下,其尸也会归于腐败,魂也难以招回;何况是沉江而死,葬身于腥臊的鱼虾龟鳖之中,他的迷魂就更难招回了。以上三联,都是感伤悲叹,末联情调一变,由凄楚婉转变为激越高昂,以热情歌颂屈原的忠魂作结。这一联糅合了《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和《续齐谐记》楚人祭祀屈原的传说。意思是说:只要楚人不灭绝,他们就一定会用彩丝棕箬包扎食物来祭祀屈原,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伟大诗人。
这首诗化用《楚辞》和屈原作品中的词语和意境入诗,而不着痕迹,读来语如己出,别具风采;全诗以景托情,以感叹为议论,使全诗始终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内容上反复咏叹使此诗“微婉顿挫,使人荡气回肠”(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评李商隐诗语),感人至深。
这首诗出现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里。这是《海棠诗社》的第二次活动,也是贾府表面上处于最鼎盛的时期。此次活动,由史湘云和薛宝钗拟定题目,共十二道题目,限定七律,但不限韵,由宝玉、黛玉、宝钗、湘云、探春等五人自由选题。在这次吟诗比赛中,“蘅芜君”薛宝钗选了《忆菊》、《画菊》之后,“怡红公子”贾宝玉选了《访菊》和《种菊》两道诗题。“潇湘妃子”林黛玉选了其中三道诗题:《咏菊》、《问菊》和《菊梦》。其余五题分别由湘云和探春选得。只“有顿饭工夫, 十二题已全,各自誊出来,都交与迎春,另拿了一张雪浪笺过来,一并誊录出来”。这首诗是在蘅芜君的《忆菊》、怡红公子的《访菊》和《种菊》,枕霞旧友史湘云的《对菊》、《供菊》之后,由潇湘妃子林黛玉写出的三首诗中的第一首。“众人看一首,赞一首,彼此称扬不已.李纨笑道: ‘等我从公评来.通篇看来,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林黛玉可谓是囊括金、银、铜牌。“ 宝玉听说,喜的拍手叫"极是,极公道。"”
首联“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交代了诗作的时间、地点以及作者创作时的心情。潇湘妃子咏菊的时候跟一般人不同:“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象神魔附体似的,使得她从早到晚激动不已.,欲罢不能。创作灵感来了,她甚至不能静坐于闺房,只好绕过篱笆,来到假山旁边,斜靠在山石上,面对着菊花,专心致志地去构思、低吟。诗词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来源于自然,来源于真实情感。这一句道尽了所有诗人的创作经验。不仅如此,还把诗人的兴奋、专心致志的艺术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了。潇湘妃子仅此一联就可足以技压群芳了。颔联“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胸有成竹,于是提起笔来,一泻千里,把赞美菊花的秀丽篇章写了出来。这还不够,还要对着天上的明月反复诵。可见,作者完全沉浸在完成诗作后的巨大幸福之中。接着,笔锋一转,颈联:“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又回到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情绪之中:借颂扬菊花来抒发我愁怨的诗篇,又有谁能够理解我像素秋一样高洁的情怀呢?尾联“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这在诗词创作中叫“合”,于是又回到了咏菊的主题。自从陶渊明在诗歌中评说、赞扬菊花以后,千百年来菊花的不畏风霜、孤标自傲的高尚品格,一直为人们所仰慕,所传颂,直到今天。
在这首诗中,直接写到菊花的字句并不多。但意在诗外,功夫在诗外。这才是诗词创作中的佳品。在这里,不能不回顾曹雪芹自题《红楼梦》的一首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首绝句与林妹妹的这首诗,无论从语气上还是内容上,是何等的相似!这是巧合,还是曹雪芹故意为之,谁能读得懂?林黛玉的《咏菊》及其它诗词又有谁能读得懂它的真正含义?洋洋百余万言的《红楼梦》,两百余年来,多少人孜孜不倦地探讨和研究,又有谁能真正地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人们都会承认,在《红楼梦》林林总总的人物中,只有林妹妹的品质与菊花最为相符。在评选过程中,包括社长李纨在内的众姐妹们交口称赞颔联“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本也不错。因为这一联体现了林黛玉的才气与潇洒。但是,细细品来,窃以为末联“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更具魅力,更意味深长!
余不禁叹曰:千行妃子悲凄泪,一块石头说到今!
这首诗以“咏菊”为题,所写的是写菊花诗的情景。
首联“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紧扣诗题,描述了为写菊花诗,有如着魔了一般,从早到晚构思,绕篱欹石地推敲。只有苦心作诗的人才有此真切的体会。
颔联“毫端蕴秀临霜与,口角噙香对月吟”,俏丽、秀美,只有锦心秀口之人,才能写出如此精彩的诗句。
颈联“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诗中所题写的都是平素的哀怨,有谁能理解这感伤的心情呢?这分明是借“咏菊”在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怀。也只有黛玉才如此多愁善感,又不被一些人理解。
尾联“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菊花的高洁品格,自从受到诗人陶渊明的好评之后,一直被世人议论至今。陶渊明爱菊是出了名的,以此作结,可谓奇思妙想的神来之笔。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