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这首《添字采桑子》是纳兰写的词里的又一个谜团,许多人都在猜想这首词纳兰是为谁而作,参考大量史料,人们想要找出这首词背后的那个女子是否也如同这词一般美丽温婉。这段故事终究因为时间太长,湮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
“闲愁似与斜阳约”,像是抒情,闲愁仿佛是与夕阳有约,当夕阳西下之时,愁绪便上来满怀。将愁绪与夕阳联系在一起,还拟人似的写闲愁与斜阳相约既写出了闲愁,又体现出了情趣。而后写道 “红点苍苔,蛱蝶飞回。”青苔为何能成为红色,让人忍不住想过之后,纳兰才给出答案,原来是蝴蝶停落在苔面上,让绿色的青苔看起来,犹如红花点缀,片片落红。闲愁的人儿还有心情看这不引人注目的青苔,可见这份闲愁也并不是真的无药可解。美丽的景色能够使人心旷神怡,这个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在上片最后,纳兰写道: “又是梧桐新绿影,上阶来。”单纯的描述,看不出不好的情绪,就连一开始抒发的闲愁,在这景色中,似乎也被化解掉了。绿色的树荫,映上台阶。山野情趣,有韵味,有雅致的味道。上片似在写愁,又不像在写愁,心绪与景色融合一起,一言以蔽之,是清冷中带着妙趣,妙趣中夹杂着孤寂,相得益彰,相互映衬。
下片开始一句便是“天涯望处音尘断”,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望断天涯却音信全无,杳无音信就是让词人产生闲愁的原因。但至于何人迟迟不给纳兰音信,纳兰又是在为什么人揪心,词中并无解释,人们也无从知晓。而后那句“花谢花开,懊恼离怀”更是写出了纳兰焦急的等待,想来那人对纳兰很重要,使得纳兰等过花开花谢后还依然翘首以盼。带着满腔的愁绪,等待着远方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音信,词写到这里,闲愁的滋味再次涌出,比开篇更要浓厚。既然想念的人不在身旁,那只有睹物思人了。打开箱子,翻出那双金缕鞋,但是鞋子的主人而今身在何方呢。故事到这里便戛然而止。“空压钿筐金线缕,合欢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爱情故事,当刚刚讲到故事高潮时,却突然结尾。人们意犹未尽,但故事却已经结束。纳兰一向是把情爱表达得十分优美,十分含蓄。他在词中从来都是将再浓烈的情感,也用淡雅的词汇写出。仿佛那些情爱与他无关,他不过是在讲述一个旁人的故事。
这首《好了歌注》是对《好了歌》所表达的思想进一步具体、生动的阐发。它形象地刻画出封建统治崩溃前夕的种种衰败景象:满床的朝笏玉板不见了,只剩下空荡零落的厅堂;歌舞场长满了衰草枯杨;画栋雕杨结满了蜘蛛网;公子变成了乞丐,小姐流落为妓女;达官贵人扛上了枷锁,酸儒新贵反倒穿上了紫蟒。这个下台那个又登场,真是可笑而又荒唐。这就是所谓“‘了’(断绝俗缘)便是‘好’(得到解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的好景已到末日,统治者之间一切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没落,道德上的败坏,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作者用“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嘲讽这一阶级在垂死前权势利欲争夺的可笑。作者在歌中所揭露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和种种危机,以及他对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持的否定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现实的出路,所以这里所宣扬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包含有浓厚的虚无厌世和宗教色彩,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消极因素曾被新、旧红学家所扩大渲染,用以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应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