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首二句开篇谈到东晋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很喜欢陶渊明的作品，作者觉得陶渊明的文思高超玄妙。作者在第二、三句提到和白氏同期稍早的诗人韦应物，称赞其诗歌具有清新闲远的情调。陶氏和韦氏与江州（今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都有着较深的联系。陶渊明是九江当地人，曾任江州祭酒和彭泽（隶属九江）县令。而韦应物曾担任过江州刺史，亦曾于诗中提及浔阳楼，曰：“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白氏登楼而追忆曾居于江州的前人，对他们的才情抒发强烈的赞扬和佩服。
在前四句中，作者以一“爱”字来说明陶氏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深的吸引力，又用一“怪”字来表达自己对韦氏的诗才感到很好奇。
至第五、六句，作者的想法渐渐明朗开来，他在登楼之后，知道了为何二人之诗风令他“爱”与“怪”。此二句语言平实，内容简单，但却是承上启下之笔，既让人明白他提及陶韦二人，说“爱”与“怪”的目的，又引人欲观下文，想要了解作者在登上浔阳楼后。究竟是看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让他“有以知其然”。
在第七至第十句时话题一转，以优美的对偶句向众人展现出了江州辽远大气的美景。
七、八两句中，“大江”对“匡山”，体现江州山水俱备；“寒”对“青”，清冷的触感与沉郁的色彩，体现出山水的气势；“见底”与“倚天”相对，下深及江底，上高耸入云天，体现江州山水的壮阔。在这两句的描写中，影像鲜明雄阔，色彩较重，更偏向于可感的视觉和触觉。而第九、十句则转向一种迷濛之中。“深夜”对“平旦”，江州无论晨昏日夜，皆有其独特的美景；“湓浦月”对“炉峰烟”，夜里月光洒在江水上，清晨的香炉峰云烟聚散，给人一种似实而幻，幽静淡雅的迷离感。此二句铺展出江州的柔美风光，与第前两句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色彩一重一淡，感受一真一幻，笔锋一刚一柔。
如此景观所包蕴的“清辉”与“灵气”日夜浸染着昔日的才子诗人，给予他们高玄的文思，清闲的诗情。诗至第十一、十二句，作者胸中已了然，正是这样的山水，赋予陶韦二人创作出令其“爱”和“怪”的作品。
抒怀至此，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作者显然意犹未尽。第十三、十四句所言，或许在说文才不如二人的同时，亦觉官才不如之，虽然对于他人来说，他的为官经历和诗作文笔皆可以证明白氏是有才之人，且丝毫不逊于陶韦，但白氏依然在前人才华前表达出了自谦。最后，他对自己写下此诗作了一番解释：“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自言这首诗是登高兴至而偶发之作。才情有限，无法将所见景物完美地表达，愧对江山美景。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其内心有着不得志的苦闷。在“俯仰”一句中，或许亦有可能些微传达出其在政治上挫折顿郁，志不能抒，虽仍为官却愧对自己想要在其间施展抱负的天地江山。
自古以来，登高望远往往能给文人骚客许多的感触或是情致。对于白居易来说亦然。诗题虽为《题浔阳楼》，实乃作者站在浔阳楼上饱览胜景。赞叹江州河山，并怀古抒情之作。登楼面对壮秀河山的白氏，在诗歌中一路笔锋飞扬，语句或直白或工巧，写景挥洒，抒情畅怀。使得全诗富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
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其文章和诗歌，都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是在他初踏入仕途的那年所作，诗中谴责了贵族特权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不忧国家前途的丑恶行经，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诗意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类似。
首句“绿原青垅渐成尘”，落笔便把题中“旱甚”二字，变成生动的形象状入读者眼帘，让人们看到在旱魔面前，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黄尘四起的严重灾情。一个“渐”字，说明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抗御旱情。从下文的“汲井”二字更可见出，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旱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句“汲井开园日日新”，紧接上句而来，但这里所书的“汲井开园”者并非是焦虑于垅亩之间的农民，而是指“权门”贵族。在特大干旱面前，特权贵族的府第里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派人“汲井”抗旱保花，而且还在不停地扩建新园，在花匠奴仆汗水的浇灌下，各种花卉长势奇好，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儿。这里的“日日新”与首句中的“渐成尘”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愈显出达官贵人们所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而是一己享乐。
第三句“四月带花移芍药”，写在严重旱灾面前“权门”的所作所为，点出题中“移芍药”三字。芍药带花移植本不易成活，但是，在“权门”的新“开园”中，没有怒放的奇花是不够惬意的，于是，“权门”就急令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这里，“权门”所忙碌的是“移”花，而农民所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从这一对比中，就更可看出“权门”全然不念农民的疾苦，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享乐，从而显露出其官服下所掩盖着的丑恶来。
结句“不知忧国是何人”，是诗人针对“权门移芍药”一事所抒发的感慨。“权门”本有君命在身，重权在握，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的苦乐为念，但是，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袭来的时候，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忧国”忧民的贤达，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不知”二字是明明知道，却故作糊涂，含有浓烈的讽刺意味。“忧国”二字是诗人思索问题的核心。联系“永贞革新”的历史来看，结句不啻是从本质上宣布了特权贵族不恤民苦、不忧国事的一大罪状，具有剑与火的战斗作用。
除了把深刻的政治思想附丽于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特色之外，这首诗的诗题对诗句的提领也颇值称道。诗句中并没露出“权门”的字样，要不是诗题中点明“移芍药”的主体是“权门”，诗的战斗性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似剑如火的地步的；有了“权门”二字的提领，读者就可以明白“汲井开园”的主体为何人，从而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另外，语言清新，对比鲜明，诗意含蓄，也都是这首诗歌不容忽视的艺术特色。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