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作为开头,随手将题目中“江行”的意思镶嵌在内,但没有明说,只是从另一角度隐隐化出,用的是“暗起”的写作手法。
“咫”是八寸。“咫尺”,形容距离极近。“匡庐”即指庐山。近在咫尺,本是极易登临,说“不可登”,是江行遇雨所致,船至庐山脚下,却为风雨所阻,不能登山。“不可登”三字写出了使人发愁的“风雨”之势,“愁”字则透出了诗人不能领略名山风光的懊恼之情。“不可登”,不仅表示了地势的由下而上,而且,也描摹了江舟与山崖之间隔水仰望的空间关系。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即道出当时当地的特定场景,下笔非常简巧。
一般说来,描写高山流水的诗歌,作者多从写形或绘色方面去驰骋彩笔;此诗却另辟蹊径,以引人入胜的想象开拓了诗的意境:“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庐山为南朝佛教胜地,当时山中多名僧大师寄迹其间。这些往事陈迹,成了诗人联想的纽带。仰望高峰峻岭,云雾缭绕,这一副奇幻莫测的景象,不能不使诗人浮想翩翩:那匡庐深处,烟霞洞窟,也许仍有六朝高僧在隐身栖息吧。此种迹近幻化、亦真亦妄的浪漫情趣,更增添了匡庐的神奇色彩。庐山令人神往的美景很多,诗人却“只疑”佛窟高僧,可见情致的高远和诗思的飘渺了。
第三句中的“疑”字用得极好,写出了山色因云雨笼罩而给人的或隐或现的感觉,从而使读者产生意境“高古”的联想。“只疑”和“犹有”之间,一开一阖,在虚幻的想象中渗入似乎真实的判断,更显得情趣盎然。
此诗以疑似的想象,再现了诗人内心的高远情致。写法上,似用了国画中的“滃”写技法,以淡淡的水墨来渲染烟雾迷蒙的云水,虚虚实实,将庐山写得扑朔迷离,从而取代了正面写山的有形笔墨,确可视为山水诗中别具神情的一首佳作。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清康熙十一年(1672),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冤情得以昭雪,年近花甲的宋琬再次被清廷起用,授与四川按察使。本诗即写于赴任途中。
“睡起无聊倚舵楼,瞿塘西望路悠悠。”前两句直抒胸臆,“无聊”直接点明此时的心情,“倚舵楼”是他此时精神无所寄托的真实写照。舟行瞿塘峡,风大浪猛,水流湍急,诗人被阻停留于此,百无聊赖的以昏睡来消磨时光,睡醒之后更加无聊,于是倚靠在舵楼上眺望:瞿塘峡山势险要,壁立如削;波涛汹涌,奔腾呼啸,令人惊心动魄;遥遥西望,漫漫长路,不知何处是尽头!诗人一语双关表面写瞿塘峡的险要景观,实际是指自己的仕宦之路的险恶漫长:自己无故被人诬告下狱,而今再次踏上仕途,诗人不禁一阵惊惧惶恐。
“长江巨浪征人泪,一夜西风共白头。” 这两句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的修辞手法。第三句以巨浪比喻征人泪,同时妙用夸张;第四句以浪花比喻白发,把长江拟人化,手法新奇!
诗人远离家乡,想到家中的妻儿,不禁潸然泪下,泪水滴落江中,化作滚滚的滔天巨浪咆哮着、怒吼着似乎发泄着心中的怨愤。一夜西风,流更急,浪更大,仿佛长江也被风浪所阻。江水翻腾,浪花雪白;诗人伫立风中,白发飘飘,触景伤情,心有戚戚:故园之思,羁旅之愁,仕途之苦......,种种复杂的情感“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诗人的身心与长江融为一体,我即江水,江水即我,诗人的愁苦也融入了江中,朵朵浪花不正是满江的白发吗!
本诗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委婉含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路悠悠、征人泪、巨浪、西风、白头这些意象渲染了凄清悲凉的气氛,抒发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之情,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在高压统治之下惊惧惶恐、愤懑悲凉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