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对妻子杨氏的告诫和表白，开篇诗人就表达了愿意与妻子相濡以沫、相守一生的婚恋态度，接着诗人用四位贤者及妻子的事例教育妻子，之后说明怎样过安贫的日子，最后诗人用杨氏的家祖事例进一步阐述自己希望和妻子一起同甘共苦的愿望。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诗文以开头便直接了当，将全诗一下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表示自己愿意与妻子相守一生。
“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这一反问使前面的共生死之说显得愈发不可动摇。接下来诗人用四位贤者及妻子的事例说明什么样的夫妻才算楷模，教育杨氏向古代的贤妇人典型学习：黔娄不追求名利，妻子也不贪图物质；冀缺由贵族变成农民，妻子一样尊重体贴；陶渊明弃官归隐，妻子翟氏照样操持家务；梁鸿不肯当官，妻子也没嫌弃家贫。诗人用浅显直白的语言交代了四对夫妇的纯朴爱情，提倡相敬如宾、安贫乐道的精神，希望杨氏能以她们为榜样，继承好传统。事例妥贴，文字流畅，充分表达了诗人的诚意。
诗文接着由典型转入现实生活，说到生活，不要追求奢华生活，粗衣蔬食，安贫乐道。“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干载后，传是何如人？”诗人一个设问，既是在问杨氏，也是在问自己。诗人在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真诚爱情态度的同时，也给妻子传递自己对待今后生活的理念：安贫乐道。“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人活在世上，不能形同行尸走肉，要做一个“独善身”的人。这是诗人对爱妻的要求，也是对后人的谆谆教导。
接下来六句，诗人进一步论述安贫乐道的观点：在人生的道路上，简单地追求“温饱”两个字。有蔬菜饭食就可以，不必追求什么美味佳肴；粗麻布衣暖和就行，无须追求绫罗绸缎。两个“何必”，一个先祖的贻训，一个自己是“贞苦士”，有道理，有事实，反复申诉了自己的恳求，在家常絮语中表达淡泊富贵名利的思想。最后，诗人又用杨氏的家祖事例进一步阐述，希望和妻子一道同甘共苦。“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无论今后贫穷还是富有，愿与你白头到老，这是对全文的概括，也是作者的最高祝愿，是诗人真挚的情感誓言，使整个作品形成完整的形象。
全诗语言朴实，如叙家常，以古比今，从远到近，不厌其烦，似乎为妻子讲家训，虽然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夫妻的伦理道德，是妇道，缺乏新婚燕尔的情感波涛和心灵震撼，同时却以言辞的恳切和坦率打动人心，自成风格，读来亲切感人，表现了诗人高尚情操。
“都门花月蹉跎住，恰做了白发伧父。”起首的这两句，定下了全曲的基调。京城是繁华风流的象征，“都门花月”，无疑在诗人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曲中却以“蹉跎”二字作为“花月”的同位语，蹉跎造就了诗人的“白发”，使他这个南方人“恰做了”北方的老蛮子。诗人有意突出了“白发伧父”与“都门花月”的不调和，是自嘲，更是一种深深的自责。
三、四两句，是“都门感旧”的掠影之一。这里的“曲榭回廊”同“天街”绝缘，可见是“狭斜”即青楼内的建筑。“酒微醒”而“忘却”，说明沉湎之深。借用韩愈诗句入曲，既以“天街”照应“都门”，又隐现了“天街酥雨”所当的早春时令。在青楼中醉酒度日，既忘却了身处的空间，又忘却了时光的流逝，这就为“花月蹉跎”作了形象的注脚。
〔幺篇〕的前两句，是“感旧”的掠影之二。从“红被”这种香艳的表征来看，这一切仍发生在妓院之内。夜宿平康，红被留温，却被晨钟唤起，不得不急匆匆上马入朝承应公事：这颇使人想起李商隐《无题》诗中“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的句子。放不下利禄功名，遂不能充分享受“花月”之温馨；但在功名事业上又不能深惬己愿，平步青云，不过是“又逐马蹄声去”：这种矛盾的处境，成了“花月蹉跎”诠释的又一补充。
末尾两句，才真正属于“感旧”的感想。诗人悔恨自己没有在京城题下很多诗歌，因而未能将自己的愁情充分表达出来。这其实是说自己在“花月蹉跎”的生活中，一直没有机会为内心的思想感情定位。“亭影”、“楼心”的飘忆与“愁城惨处”的断评，表现着一种既留恋又追悔的复杂心情。
生活中常有这种情景：明明是诚意的忏悔，但在忏悔的内容中又不自禁地流露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向慕。该曲中多为闪现的意象，自嘲自责而又陶然于前尘旧影之中，也属于这样的表现吧。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