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一二句叙写作者乘车在下山的路中穿行，回头看抛在身后的峰峦已入莽苍。三四句写诗人还沉浸在对莫干山盘旋陡峭的山势的回味之中时，回程的路不知不觉地走完了。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这是写毛泽东乘车归途回望莫干山。翻身跳进汽车里，回头看大大小小的山峰，已隐人到迷茫不清的草色中。诗人和随同人员，由莫干山的主峰塔山下来，很快地上了汽车，这时汽车已经发动。“翻身复进”即转身跃入，表现了乘车人动作敏捷，状写了上车的动作快而有力，说明心情欢愉，游兴未尽，不但体力未减，而且有所增强。杜甫《哀江头》有：“翻身向天仰射去，一笑正坠双飞翼。”毛泽东将手稿中的“复入”改为“复进”，避免与下旬中的“入”字重复。诗人将可坐七人的轿车称为“七人房”，通俗而幽默。“翻身复进七人房”一句，揭示了诗人动作轻快、心情欢愉的情状。“回首峰峦入莽苍”，轿车急驰，回头看时，莫干山的峰峦已进入苍茫的野色之中，越来越辨认不清了，形象而真切。从乘车下山，到“回首峰峦入莽苍”，对时空转换与行车速度，诗人只用“回首”二字，刻画出对名山胜境未了的兴致。诗人用“峰峦”来代指莫干山，很恰当。“莽苍”，古人多用于迷濛不清、空旷无际的田野之色，诗人用于山色也很贴切。因为那里“百道泉源飞瀑布”，青竹野树翠无边，云生雾绕，远远望去，只能是迷茫一片，同广阔无边的田野浑然一体。
次句接写下山途中，车窗外的青峰翠峦随窗内视点的飞速移动和空间角度的不断变化，由大而小，由近而远，由高而低，以至于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若有若无。这一句采用的是兼语句式，“峰峦”既是“回首”的宾语，又兼“入苍莽”的主语。北宋陈抟《归隐》诗曰：“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写的是梦境。“回首峰峦入莽苍”与“回首青山入梦频”句式相近，却写的是实景。“回首”照应开头的“翻身”，表现出诗人对名山胜境的顾眄留恋和未了的兴致。“峰峦入莽苍”与“山色有无中”（唐王维《汉江临泛》）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入”字，将静态的景物动态化，极为传神。
莫干山与杭州城的空间直距近百里，以路程计，当不止此数，行车决非片刻能到。但诗的艺术时空，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晋陆机《文赋》）。如果说“回首”句是以急速变化的空间景象表现飞逝而去的时间意象的话，那么结尾两句则是采用时空变形的艺术手段，化时辰为瞬间，缩百里为咫尺，写出独特的审美感受。
“四十八盘”显示的是峰回路转、弯曲盘旋的空间意象，“才走过”却有着急遽发展的时间节奏。上一句的那个“入”字表现为一个过程，“入莽苍”当在车离山道之后。而“回首”则是一路不断地向后瞻望，全神贯注地目送“峰峦”远去。待到山色终于融入一片苍莽之中，这时转过脸来，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轿车已履平地，这便是“才走过”云云的心理依据。从山上到山下，诗人感觉到的只是顷刻间的一驰而过，于是原有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作者的《七律·登庐山》的开头两句“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在展现雄伟壮阔的空间景象的同时，着一时间速率极快的“跃”字，一下子将庐山上下的空间距离缩小，生动地表现出诗人的豪情。“四十八盘才走过”的“走”字，是飞奔之意，与“跃”字有相同的艺术功能，又和下一句的“风驰”同义。而结尾句如果没有“风驰”二字过渡，就会使人产生莫干山下即“钱塘”的错觉。其实“四十八盘”只是归程的一小段，离杭州尚有百里之遥，但作者却以风驰电掣、其疾如飞的车轮转动，形象地表现了时光的高速，压缩了出发点与目的地之间巨大的空间距离。“已”回应上句的“才”，构成两句间的顺承关系。“又”则点明“到钱塘”并非初次，暗示了由杭州去莫干山，再由莫干山返回杭州的来去行踪，具有极强的概括力。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色：风格轻快。体现在归途人的心情与动作的轻快上。上汽车的动作“翻身跃入”，体轻敏捷，干净利落，“跃”字传神，显得老当益壮，非常活跃。在回首山色时，看到的是“入莽苍”，反衬出汽车远离莫干山以及行驶之快，一个“又”字，更加突出车速之快，又表现了作者心情的轻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走过“千里”之程，诗人完全沉浸在轻松快乐之中，显得轻舟的神速。两者都体现了一个“快”字，表现的是一个“松”的心境。所不同的是，一个在陆上，一个在水上；一个坐车，一个乘船；一个“回首”，一个“旁观”。
全诗即景抒情，诗句轻快，语言明白如话，诗趣意兴盎然。诗人此次游兴极好，心境闲适，以致慨叹时光走得太快了。
查旧版《辞海》“乌纱”条，谓“古官帽名”，并引《晋书·舆服志》及《唐书·舆服志》作为佐证。说是“古官帽名”，当然无误；但读了此条，失之太简，仍不能使人明白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其实，乌纱帽早先并非官帽。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李白既然戴了乌纱帽，一定是做了官了，其实不然，乌纱帽在唐代与“白接 ”一样，是一种日常便帽。因此，李白此诗所写，只是隐处期间的一件小事；并进而论曰：“宋元时代，尚未见将官帽称为‘乌纱帽’，而明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则屡见不鲜。”（“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六集）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此诗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戴乌纱帽犹胜白头巾、儿子言辞很相宜的生活情趣图，诗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表达出诗人生活细节、小有情致的隐居生活。
此诗以画面清晰胜，浓墨淡彩，人、物、情浑然一体，透露了诗人脱却山人服、试戴乌纱帽时的喜悦心情，与《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心情相合，据诗意，此诗略在前，《南陵别儿童入京》诗稍后。
《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就“寄书”二字发挥，写以泪研墨，泪滴红笺，情愈悲而泪愈多，竟至笺上的红字褪尽。用夸张的手法表情达意，写出感情发展的历程，是此词艺术上的突出特点。
起首两句，写女主人公因悲秋而怀远，既点明时令、环境，又点染烘托主题。一“晚”字，暗示别离之久，“千里”，点明相隔之远。两句交代了时间和空间，给下文留了铺展的余地。“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两句是客；“何处寄书得”一句是主。鸿雁，随着天际的浮云，自北向南飞去。闺中人遥望渺渺长空，盼望归鸿带来游子的音信。“过尽”，已极写其失望之意了，由于“无信”，便不知游子而今所在，自己纵欲寄书也无从寄与。
过片词意陡转：弹洒不尽的那两行珠泪，还当窗滴下来，并滴进了砚台中，就用它来研磨香墨。下片出人意表，另开思路。正因无处寄书，更增悲感而弹泪，泪弹不尽，而临窗滴下，有砚承泪，遂以研墨作书。故而虽为转折，却也顺理成章了。明知书不得寄，仍是要写，一片痴情，惘惘不甘，用意尤其深厚。语本孟郊《归信吟》“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收语写闺人此时作书，纯是自我遣怀，她把自己全部的内心本质力量投进其中，感情也升华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对此，陈匪石《宋词举》有一段极为透辟的分析：“‘渐’字极宛转，却激切。‘写到别来、此情深处’，墨中纸上，情与泪粘合为一，不辨何者为泪，何者为情。故不谓笺色之红因泪而淡，却谓红笺之色因情深而无。”无论是泪、墨、红笺，都融进闺人的深情之中，物与情已浑然一体。这首词与小晏惯常的“情溢词外，未能意蕴其中”这一风格不同。全词用笔甚曲，下字甚丽，宛转入微，味深意厚，堪称小晏词中别出机杼的异调。
此诗抒写了作者回首一年前签订《马关条约》之往事时的哀痛心情，表达了作者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全诗语句警拔，撼人心魄，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春愁难遣强看山”，貌似平淡，其实蕴含的情感特别丰富。这一句诗中，作者化用的或许正是唐代诗人杜甫《春望》的诗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写的是安史之乱时，春天依旧，山水依旧，但国家支离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春天本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草绿林青，百花争艳，连春山也显得格外妩媚。而此时的丘逢甲却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春景。为了排遣内心的愁闷，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去“看山”。一个“愁”字写出了诗人无时无刻不在为国事担忧愁闷。但“看山”也并没有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登高眺远，那让他心惊的挥之不去的往事此时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作者禁不住悲情满怀、怆然泪下。
“往事惊心泪欲潸”，道出了起句中“强”字的答案，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也直接化用其中。杜甫诗意是，连花也为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伤心落泪，鸟也为人民的痛苦而惊心动魄。无情的花草禽鸟都为时局黯然神伤，诗人内心的痛苦自然不须多说。“往事惊心泪欲潸”，一方面渲染了“春愁”的分量，另一方面又暗中悬疑，欲露又止，将吐还吞。如果说诗的前两句还没有点明春愁的具体内容的话，那正是诗人为后两句蓄势，为后面感情的喷涌而出作渲染。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两句用逆挽句式描述了“去年今日”台湾被割让时，四百万台湾人民同声痛哭，俯地悲泣的情景。作者始终未能忘记前一年春天发生的那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台湾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作者生于斯、长于斯，想不到满清政府竟将台湾同胞世代生息的故园割让给了日本。这是对台湾人民的无耻出卖，也是台湾人民的奇耻大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惨剧。
作者格外地标明时间——“去年今日”，就是由于这个日子对于他以及四百万台湾民众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同一哭”道出了全体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这是他们心底里发出的血泪呼喊，也是他们满腔爱国激情的强烈迸发。这一催人泪下的情景生动地表明了全体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前两句的蓄势，后两句才一纵到底，略无滞碍，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诗的后两句也解释了前两句伤情的原因。“情能移景，景亦能移情”（吴乔《围炉诗话》）。当时作者被迫离开故乡，看见大陆的春山，联想起故乡台湾的青山绿水——那片被日寇侵占的土地，触景伤怀。春愁难遣，看山落泪，正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和故乡山水的热爱。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但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主要是由于作者与自己的人民同呼吸，共爱憎，泪洒在一起。“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诗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字，却真实而强烈地表达了全体国人的共同情感和心声，包含着作者爱国爱乡，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感人至深，因而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词的上片直接点题，夹叙夹议，主要通过史实，引发人们对岳飞蒙冤受屈产生愤慨。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起首从叙事起，引出以下直至终篇的慷慨。残碑的发掘出土，以铁的事实证明高宗当年褒奖岳飞千真万确。这便是“倚飞何重”的证据，可后来为什么又把岳飞残酷地杀害了呢?
“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词人举古来不合理之事相对照，以见岳飞之冤。
“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末二句归结到“后来何酷”的事实。上阕略叙事实，深致感叹，于感叹中连发三层疑议，层层紧逼，引起无限激愤，自然导入下片对事理的分析。
下片剖析岳飞被杀的原因。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岂不念国家的疆界在敌人侵略下日渐缩小，岂不念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这本不成问题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正在于它出于寻常事理之外，那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实乃一针见血之论。鞭辟入里，不仅辛辣地诛挞了宋高宗丑恶的内心世界，也是数千年帝王争位夺权史中黑暗内幕的大曝光，读后令人拍案击节。“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二句揭出高宗必杀岳飞的原因。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可以置徼钦二帝死活于不顾。岳飞一贯主张抗金，恢复中原，且到朱仙镇大捷，中原恢复有望，再发展下去，势必直接危及高宗帝位。岳飞被杀害，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结尾二句归到岳飞悲剧的产生，乃出于君相的罪恶默契。暴露了高宗的卑鄙自私的龌龊心理，岳飞之冤狱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此词纯以议论着笔，可当作一篇精彩的史论来读。全词以敕碑引发，渐次深入，既对岳飞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又对宋高宗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残害忠良进行毫不留情地挞伐，语言犀利。此词犹如一篇宣判词，揭示了虚伪自私的宋高宗的真面目。它痛快淋漓，极具史胆史识，可谓咏史词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