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这首诗不同于其他凭吊屈原的诗文，它并未从屈原的人品才能和政治上的不幸遭遇着笔，通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住屈原的“迷魂”来写：首联写迷魂逐波而去，含恨无穷；颔联写迷魂长夜无依，凄凉无限；颈联叹迷魂之不易招；末联赞迷魂终有慰藉。这样围绕迷魂来构思，内容集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反复书写，从而使诗具有回环唱叹之致。
诗的前四句是以景写情。屈原忠而见疑，沉湘殉国，此诗亦即从眼前所见之湘江落笔。“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对着湘江，想起屈原的不幸遭遇，诗人悼念不已。在诗人的眼中，清深的湘波，全都是泪水汇成。这“泪”有屈原的忧国忧民之泪，有后人悼念屈原之泪，也有诗人此时的伤心之泪。湘江流淌着不尽的泪水，也在哀悼屈原。而在这如泪的湘波之中，诗人仿佛看到了屈原的迷魂。“逐恨遥”写迷魂含着满腔悲愤，随波远去，湘江流水无穷尽之时，屈原迷魂亦终古追逐不已，其恨亦千秋万代永无绝期。“恨”字和“泪”字，融入诗人的强烈感情，既是对屈原的悲痛哀悼，也是对造成屈原悲剧的楚国统治者的强烈谴责。
颔联又从湘江岸上的景物再加烘托。这联化用《楚辞·招魂》、屈原《九歌·山鬼》语句。“枫树夜猿”，是说经霜的枫树和哀鸣的愁猿，构成一幅凄楚的秋夜图。“愁”既是猿愁，也是迷魂之愁，而猿愁又更加重迷魂之愁。下句的“女萝山鬼”即以女萝为带的山鬼。“语相邀”既指山鬼间互相呼唤，同时也指山鬼们呼唤屈原的迷魂，境界阴森。长夜漫漫，枫影阴森，迷魂无依，唯夜猿山鬼为伴。此联景象凄迷，悲情如海，读之使人哀怨欲绝。
下面四句似议似叹，亦议亦叹，抒发诗人内心的慨叹。五、六两句是说：即使屈原死后埋在地下，其尸也会归于腐败，魂也难以招回；何况是沉江而死，葬身于腥臊的鱼虾龟鳖之中，他的迷魂就更难招回了。以上三联，都是感伤悲叹，末联情调一变，由凄楚婉转变为激越高昂，以热情歌颂屈原的忠魂作结。这一联糅合了《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和《续齐谐记》楚人祭祀屈原的传说。意思是说：只要楚人不灭绝，他们就一定会用彩丝棕箬包扎食物来祭祀屈原，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伟大诗人。
这首诗化用《楚辞》和屈原作品中的词语和意境入诗，而不着痕迹，读来语如己出，别具风采；全诗以景托情，以感叹为议论，使全诗始终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内容上反复咏叹使此诗“微婉顿挫，使人荡气回肠”（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评李商隐诗语），感人至深。
“翠叶轻笼豆颗均，胭脂浓抹蜡痕新”，写“未开海棠”的形态色泽。“豆颗”，豆子，此处借指花蕾。海棠花未开时，花瓣对合如豆状。像豆颗一样饱满的、小小的花蕾匀称地点缀在护惜着它们的翠叶之中。“轻笼”的“轻”，状写翠叶的欲笼未笼的情态，贯注了诗人对未开海棠的轻怜蜜爱。
“胭脂”，一种红色的颜料，常用来形容花的颜色。杜甫《曲江对雨》诗“林花著雨胭脂落”。此处以“胭脂浓抹”来形容海棠花蕾的红艳。恰如浓施胭脂的美人那样娇艳可爱，光采夺目。“蜡痕”，指海棠的花蒂，其状如蜡。梅尧臣《海棠》诗有“胭脂色欲滴，紫蜡蒂何长。”这里以“蜡痕新”来突出海棠花蒂的光泽，就像上过了蜡那样光泽闪烁。“轻笼”“浓抹”相对照，一写情，一描色，使未开海棠不仅有了人的感情，而且有了浓妆艳抹的美人的容颜。
“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转而抒情。诗人殷勤地嘱咐新生的海棠一定要把花梢上的露珠留住。倘若把那美丽的红色滴下来，就真要为春天而感到可惜了。
“生红”，指花朵鲜活的红色。王安石《咏秘诗》“一撮生红慰不平”，元好问也常用“生红”来指代花，如“一树生红锦不如”，“生红点点弄娇妍”等。此处，以“生红”来呼应“胭脂”。诗人害怕晶莹欲滴的露水溶解了花上的胭脂，表现了诗人爱美的心情，同时把海棠花苞那红艳欲滴的景象写得十分生动传神。元好问还有一首《清平乐·杏花》说：“生红闹簇枯枝，只愁吹破胭脂。”和这首诗的用词相类，意旨相似。“殷勤”“可惜”，抒情色彩浓烈，充分表达了诗人珍爱美好事物，惟恐芳菲易尽，“惜春只恐春归去”的深挚情感。
这首诗用笔细腻独到，写景设色富有情韵；抒发了作者惜春的情怀，不仅包含着对含苞欲放的海棠花蕾的怜爱，更隐含着对岁月倏忽、青春易逝的人生感叹。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